□苏乔
安徽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劲，在与医疗红包对抗了10年之后，终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与其让回扣被其他人吃掉，不如用在合理的地方，给它找个干净的归宿。”自此以后，张劲把所有无法推脱的回扣匿名转捐给“春蕾”失学女童，至今已累计已捐出4万余元，使100多名失学女童重返课堂。张劲的理念是，只有把这些红包捐出去，他才能自证清
白。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读出这些信息：收受医疗红包的潜规则已经对局中人形成了多大的现实压力、个人的良知在丑恶的潜规则下又是如何作着抗争……也许从个体道德的角度来看，张劲的做法符合了基本的善，但从整个社会道德和游戏规则的遵守方面，张劲的行为却很难说得上是有多大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他的行为虽然满足了个人的心理救赎，却在社会层面上“助长”了医疗红包的气焰。假使捐赠红包可以抵消掉他收受红包的原罪，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捐掉受贿所得就可以抵消掉受贿的罪行？前段时间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受贿后捐钱的官员”，是不是就可以无罪论处？进而言之，即使是最严重的犯罪，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善行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显然，这不是一个在既定规则下运行的社会希望看到的情形。整治医疗红包靠的是制度的完善，绝不是靠个别医生的道德自觉。
在“官员受贿后再捐钱是否可以抵罪”的争论中，有识之士担忧：如果因为受贿款已经捐出去了就可以免罪的话，那么，难以监管的“捐款”是不是就会成为一些贪官用以脱罪的金蝉脱壳之法？同理，如果把红包捐赠出去就可以免于责任的话，那么，“捐款”会不会成为一些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挡箭牌，甚至在这个挡箭牌底下更肆无忌惮地收受红包？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
法律和道德是两回事，无论是官员将受贿所得捐赠出去还是医生将红包捐给贫困学生，都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即使他们的举动有自我救赎的意义，但他们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却是事实。他们满足自己内心小善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违规违法的借口，否则的话，我们还奢谈什么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