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唯一赴藏知青队30年前出发

　　广东唯一赴藏知青队30年前出发

　　12人组成的广州市知青赴藏突击队奔赴西藏山南地区

　　广州1976口述史[17]

　　讲述背景

　　1976年8月17日，由10名知青和2名带队干部组成的一支广州知识青年赴藏突击队，在广东省、广州市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光荣的向着遥远而艰苦的西藏进发了。

　　很多人不了解他们的行动，因为那一年已有不少知青想方设法要回城，但他们却是选择去扎根西藏当农民。

　　1976年年底，“文革”结束。随后，高考恢复，时局的变化，也促使这些知青们开始寻找新的人生道路。他们陆续离开了西藏，最后一个离开是在1991年。现在，他们中的8个人在广州工作、生活。

　　三十年后，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知青们表示：把青春奉献给西藏，不后悔！因为这一段经历，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烙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财富。

　　1976年广州知青赴藏突击队队员

　　●队长：李朝荣(男，时年20岁，现在在广州某保险中介公司工作)

　　●副队长：邓剑荣(男，时年17岁，现在在广州市委办公厅工作)

　　●副队长：关玉娟(女，时年17岁，现在深圳当公务员)

　　●队员：周高明(男，时年19岁，现在广州市白云机场快递公司工作)

　　●队员：黎钜祥(男，时年18岁，2000年病故)

　　●队员：杨中艺(男，时年17岁，现为中山大学环境与生态研究院院长、广东省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

　　●队员：史楠霞(女，时年19岁，现在北京林业局工作)

　　●队员：潘卫兵(女，时年18岁，现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队员：吴如(女，时年18岁，现在广东省理工学校任教)

　　●队员：刘超英(女，时年18岁，现在广州市中国艺坛杂志社工作)

　　●带队干部：欧红坚(女，时年24岁，现任广州市第21中学办公室主任)

　　●带队干部：曹东(男，时年27岁，现任广东省华侨中学校长)

　　●护送干部：关超豪(男，时年31岁广州市知青办工作人员。1976年8月－11月，护送广州市知青赴藏突击队到西藏)

　　●护送干部：马绍玉(男，时年27岁，广州知青办工作人员，广州警备区军人。1976年8月－11月护送广州知青赴藏突击队到西藏)

　　李朝荣：1976年8月17日，我们这支由12人组成的广州市知青赴藏突击队从广州火车站出发。

　　广州市为我们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送仪式。当时，我们被树立成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典型。在“文革”期间，我们这12个人，是广东省唯一一批被送出省而且是送到西藏边疆去的知青，也可以说，我们代表了广东的形象。

　　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冷达乡是我们的知青点，我们在那里当知青的日子不到两年。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每个人的际遇也随着改变。我们没有像出发时表决心说的那样扎根西藏一辈子。大家最终不约而同地都离开了西藏。

　　现在，我们有8个人在广州工作、生活，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加拿大，还有一位已经去世了。

　　30年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着很深的“西藏情结”。

　　28中掀起赴藏当知青高潮

　　(旁白：1976年，“文革”到了尾声。广州市知青陆续回城，动员、组织应届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工作已比较难进行。但有一些广州年轻人“逆潮流而动”，主动申请去西藏当知青。用时任广州市知青办副主任杨丰的话来说，这些年轻人是成天闹着要去)

　　邓剑荣：可以不谦虚地说，号召广州应届毕业生赴藏，是我就读的广州市28中掀起的热潮。1976年，我17岁，读完高二就毕业了。我们这一届的学生，组成了一支“钢铁突击队”，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

　　听说1975年北京有一大帮应届毕业生去西藏上山下乡，我们突击队队员受了鼓舞。在越秀区毕业生代表大会上，我们28中的高中毕业生以“钢铁突击队”的名义写了一封倡议书，号召广州应届毕业生去西藏当知青。这封倡议书影响很大，广州很多中学的学生都来找我们。

　　后来，在全市的毕业生代表大会上，我们28中又掀起了一次号召高潮。这下影响更大了，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

　　吴如：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生的思想很单纯。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因此，我报名参加去西藏下乡。

　　李朝荣：和其他八位赴藏知青不同，我和史楠霞不是应届毕业生。1976年去西藏之前，我们作为广州军区的子弟，在广州国营黄金围农场已经当了近三年的知青。我们俩在农场是副队长，算是干部，每个月有差不多38元的收入。

　　史楠霞听说广州市组织应届毕业生去西藏下乡，跟我一说，我们就商量着：干脆离开黄金围农场吧，另找一个天地，不管怎么样，出去轰轰烈烈发展一下。

　　去西藏下乡，对于我们，也有为个人前途着想的因素。那时，黄金围农场有2000多个知青，我们继续待在农场，看不到有什么前途，总想找机会离开。但是，我和史楠霞当兵未必能当上；上大学嘛，农场一年只有两个名额，而且全部都是推荐的，部队的子弟被推荐的可能性比较小。再说我们的父母，当时都处在“半冷冻”的状态。我们不可能指望父母。父母也鼓励我们自己闯自己的路。

　　我们俩其实是没资格去报名的，于是到处找关系，后来找到了市知青办。一个科长说，你们俩都是知青了，还去西藏下什么乡。没说几句，就把我们轰出来了。我们不甘心，找到了广州市知青办的领导。我们跟市知青办的领导列举了报名去西藏的三大优势：第一，和应届毕业生相比，我们俩有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第二，我们在农场下乡三年，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第三，我们的父母很支持。知青办当时就被我们打动了

　　欧红坚：30年前，我们申请去西藏。那种热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会觉得很幼稚。

　　从我的成长历程来说，我爸爸是个老党员；我上初一，我的班主任推荐我读刘少奇的《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对我一生影响都很大。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从小就想着像毛主席那样改造中国，改造全世界。那我必须到中国最底层的地方去，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了解中国国情。最底层的地方在哪里？我想，那就是西藏了。

　　我一次一次地向广州市委写信，却没有回音。我1970年高中毕业后，一直留校当老师。等到1976年，才终于有了去西藏的机会。我们是在知青开始回城的形势下主动提出去西藏的，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在做报告的时候这样回答：“路远吗？比比白求恩大夫，想想红军二万五！艰苦吗？耻做桃花源中人，乐在天涯战恶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具备“坦克兵”身体素质

　　关超豪：那个年代，广州知青最远是去海南。但是，这些年轻人很有激情(笑)，他们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也是很超前的。听说一些年轻人想去西藏务农，市革委会副主任钟明让市知青办先发电报，问问西藏那边接收不接收。西藏知青办回复说很欢迎。如果真的来，可以安排在林芝地区，那里是西藏海拔最低、最富饶的地方。不过，后来改在西藏的山南地区。那里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差。收到西藏那边的消息后，市知青办立即组织应届毕业生报名。

　　邓剑荣：消息一发出去，有300多名广州应届毕业生来报名。初选选出了100多人。参加体检后，只剩下了11个。有一个学生身体素质很好，但不是团员，就被淘汰了。最后确定了10个知青，外加欧红坚和曹东两个带队干部，组成了广州知青赴藏突击队。

　　我们这12个人能被选出来，一是政治上根正苗红，家庭成分没问题，父母也同意；二来我们在学校表现积极，都是团员，还当过学生干部，活动能力比较强；三来我们体检合格，有“坦克兵”的身体素质。

　　李朝荣：我们10个知青把户口和组织关系都转到西藏去了。那年我20岁，在10个知青中年纪最大，而且有过当知青的经历，被任命为赴藏突击队的队长。

　　在出发前，知青办专门组织我们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学习，临行前，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与我们这些赴藏突击队员举行座谈，给我们一人送了一套马恩列选集和毛主席著作，还有一株松树苗，寓意鼓励我们要扎根西藏。可惜，那些小松树在西藏没有养活。

　　“红卫”牌拖拉机随知青进藏

　　欧红坚：出发那天，大家都很兴奋！那么多人来欢送，连省市领导都亲自来，我们感到很光荣！

　　知青办安排我们在8月17日出发，主要是为了和西藏那边的车队接应。报纸第二天(8月18日)刊登我们出发的消息，正好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10周年纪念日。很有意义！

　　李朝荣：临行前，大家说了很多豪情壮志的话，哭也哭了。我们乘坐从广州开往韶关的列车，火车开动了，眼泪还没擦干，我们在火车上开始“学雷锋、做好事”，又是让座，又是端茶递水的。(笑)

　　吴如：我家里人为我进藏准备了两大箱子行李，一箱子是衣服和书。还有一个铁箱子放了茶叶、卫生纸，怕我们在高原缺碘，还特地准备了盐和海带。我家人给我准备了至少5年的物资。

　　关超豪：随火车装运到西藏去的物资满满当当的。广州市特地买了一部“红卫”牌拖拉机，作为援藏物资运过去。知青办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药品、羽绒衣、棉被、手套等必备物品；怕在高原上，食物煮不熟，还特地一人配了一个高压锅，这个东西在那时可是很希罕、很时髦的。

　　那个年代，物资供应很紧张，不过市里对去西藏的年轻人特别照顾，粗略估算，送他们去西藏这一趟，一个人投入了1万多元，12个人就是12多万啊。

　　在拉萨参加悼念毛主席活动

　　(旁白：轰轰的列车不断向着西北方向前行，一直到达甘肃柳园，广州知青在那里等候三天，与辽宁省的赴藏知青会合后，乘坐西藏派来的客运汽车向着祖国边陲那片神秘的土地进发。广州知青的这趟天路行程，行程3000多公里，耗时47天，其中在途中17天，驻地休整并参加活动有33天。他们进入西藏不久，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改变了他们的行程)

　　关超豪：9月5日，我们到达西藏拉萨，休整了几天。9月9日，拉萨市原定举行一个很隆重的欢迎广州和辽宁省知青的活动。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天，我们吃完早餐后，突然接到通知：一切活动停止。当时，拉萨方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天凌晨毛主席去世了。一直到下午3时，我们才接到这个噩耗。

　　李朝荣：我们因此停留在拉萨参加悼念毛主席的活动，一直到9月22日才离开拉萨。拉萨悼念毛主席的氛围非常浓厚。整个布达拉宫，从上到下，挂着两条非常长、非常大的挽联。西藏人民送给主席的花圈，足有2米多高。毛主席去世对我们的震动非常大，但并没有动摇我们到西藏插队落户的决心。关超豪：我不一样。听到消息，我心里打了个疙瘩。我当时31岁了，我的爱人怀孕了。我担心，主席去世了，政局不知道会不会变化，我还能不能回到广州。

　　广州知青办派我护送这些年轻人进藏，我原计划呆上十几天就走。这么一耽搁，我们在10月3日才到达知青点——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冷达乡冷达公社。到了知青点，安顿好这些年轻人，我返程的时候已经是11月了。我坐着大卡车出来，沿途已经开始飘雪了。

　　我的家在雅鲁藏布江旁

　　(旁白：这些年轻人从温暖的南方大城市，来到贫苦的高原农村，开始真正的知青生活才不过短短半月，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发生了：“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然而，政局的大动荡，似乎影响不到他们。这些充满青春激情的年轻人正在努力融入到西藏的生活中去。30年后，回想起那一段生活，他们很肯定地说，在西藏当知青并不觉得艰苦)

　　欧红坚：刚到西藏，我看到藏族老乡住的地方，是用一块块砖和石头垒起来的，起初还以为是猪圈。藏族老乡的房子里没有床，就睡在地上。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确实很穷，改造世界的任务真的很艰巨。

　　当时，我“左”得很，觉得山南地区还不够苦，和史楠霞、杨中艺执意要去条件更恶劣的藏北。后来，听从了组织的安排，才留在冷达乡。我们12个人，被安排住在冷达乡第二生产队知青点。我们共有四间房，三个人睡一间房，还有一间厨房。

　　我们的家紧挨着村子，靠着一条公路。公路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沿着公路往东不远就是雅鲁藏布江。那里海拔约3500米。我编了一首歌：“潘卫兵，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西藏，就在雅鲁藏布江旁。”“我问你，到这里，究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干革命，建设西藏新农村。”(动情地唱了起来)

　　去了没多久，我还被聘为当地学校的代课老师，用上海出的小学语文第一册，教藏族孩子们汉语。我不太懂藏语，只好手脚并用比画，还闹笑话。有一次，我跟知青们去劳动，没想到跟丢了，我着急地到处找。遇到藏族老乡我就说：知识青年(藏语)——都走了(汉语)。后来，这句汉藏合一的话成了村里的名言，村民们见了我，都笑着模仿我说的那句话。

　　李朝荣：在加查县，只有我们这些外省来的知青。当地藏族老乡把我们当成珍稀“大熊猫”来看，对我们十分呵护。大家一起上山打柴，外出劳动同煮一锅酥油茶，晚上一起参加生产队举行的活动。我们和藏族老乡相处得很融洽，经常一起举行联欢会，我们也过起了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藏族老乡们真的非常纯朴。有的藏族老人看到我们年纪轻轻的，来到这么贫苦的地方就问：“你们是不是父母都去世了，才来到这里的？”这话听起来哭笑不得，现在想起来，还是让我很感动。

　　邓剑荣：在知青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劳动时带的手套是线织的，手冻裂都出血了。回到村里，有位大妈看到我的手，心疼得流着眼泪给我擦油。她说，你们离开妈妈那么远……

　　变着法儿打牙祭

　　李朝荣：在知青点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是真真正正把自己当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早上，我们大概七点半起来。轮到谁值日，就先起床烧水。吃过早饭，大家根据生产队长的安排干农活，播种、施肥、拔草、背牛粪，这些是最基本的，我们还要用牛皮绳背大石头。晚上回来，生产队长当面给每个人评工分。

　　吴如：在西藏，劳动是很开心，甚至是很浪漫的。大家集体劳动，修水渠，一溜十来个人。干活是两个人配合，铁锹前绑一根牛皮绳，一个人撬泥巴，一个人拉。因为当地缺氧，劳动强度不能很大，全靠耐力。西藏人天生会唱歌，队长喊号子，一群人和着，还是两个不同的声部，一高一低，很好听。

　　李朝荣：刚去的时候，大家最发愁的是没有青菜吃。我们这些知青只好吃当地的野菜。有一种灰灰菜，碱性很大，吃了拉肚子、流口水，有的人身上还长出红斑，一抓就流血，很难受的。

　　熬到第二年开春，我从广州带过去的青菜种子在高原上居然长成了，这可把大伙乐坏了。我还跟四川人学做泡菜，成了当地出名的“泡菜专业户”。

　　吃肉也是自己想办法。当地的驻军在雅鲁藏布江里炸鱼，我们也跟着去捞鱼。开春不久，我们还自己养起猪和鸡。到知青们离开知青点时，大多都长高、长胖了。

　　经历恐惧女知青偷偷哭

　　(旁白：在西藏当知青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欢歌笑语。远离故土亲人，这些没有太多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可避免会有冲动的行为。他们也逐渐发现自己“改造世界”的本领有限，慢慢地滋生出挫折感。)

　　关玉娟：可能因为我口才比较好，藏语学得快、说得也标准，当地藏民都很喜欢我。那时流行一个舞剧叫《草原牧歌》，我经常唱这首歌，潘卫兵和吴如两个和着歌儿跳舞。我们这个节目很出名，加查县的宣传队还组织我们到各公社去演出。

　　受这首歌感染，我觉得整天种地没意思，特别想去放羊。我和潘卫兵最要好，两人找了生产队长尼妮，央求她满足我们的愿望。

　　尼妮真的派了两个藏族男孩带着我们两个女知青去放羊。那天一大早，我们兴高采烈地出去了，不知不觉走到了陡峭的山腰上。到太阳快下山，准备回家时，风云大变，顿时是狂风暴雨，羊到处乱跑。为了赶羊，我跑到了一个陡坡上，突然之间，脚下的土塌方了，连人带泥地滚了下去。当时大家都吓坏了。如果不是潘卫兵带着那两个藏族男孩把我拉了上来，我可能命都没了。

　　这样恐怖的经历还有好多次。我年纪小，想法特别多、特别浪漫。那时还流行一部朝鲜电影叫《摘苹果的时候》。我和潘卫兵又商量去苹果园种苹果。

　　生产队的村民为了我们两个女知青这点要求，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山沟的苹果园专门盖了一间房子给我们住。我们俩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到整条山沟里，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子和三个陌生的男人。

　　我们俩晚上不敢在屋里睡，爬到屋顶上。半夜，山上的狗熊冲进苹果园，把果树都捣得稀里哗啦，一片狼藉。我们俩吓得抱在一起。

　　尽管经历过这么多恐惧，我和潘卫兵却从来不在其他知青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我们很好强，哭也是躲在屋子偷偷地放声大哭。

　　磨炼后发现年轻无知

　　关玉娟：西藏当知青的经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可以说，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可是那段日子，也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年轻无知。我们为西藏人民服务的愿望很强烈，但其实我们没什么真本事，距离他们对我们的期望值、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还很远。有的人痛苦感觉到：我们只是个普通的劳动力，还不算真正的知识青年。

　　初到知青点的时候，我们想法很多，不免会产生一些分歧。有的知青坚持要去搞农田基本建设；有的想在当地搞教育；有的甚至要求去藏北。后来，大家齐心下来，先在冷达乡专心务农。

　　我们随行带了缝纫机过去，想为藏民们做衣服，但其实我们的手笨得很，只能胡乱地做。

　　史楠霞在当地算是“赤脚医生”。我做翻译，两个人拿着医药说明书，给藏族老乡们下药治病。有些小病我们还对付得过来。但是我们终究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好几次，眼睁睁地看着鲜活的生命死去，我们却无能为力。

　　1977年底，知青点还没撤，我和邓剑荣两个副队长被山南地区招干，到机要科当机要员去了。

　　(旁白：一年多的知青生活体验，再加上时局的变化，有的人开始思考：在学识、能力不足的情况，作为年轻人能为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做什么？到底是先成为普通劳动力，还是先掌握足够的知识，再来为西藏人民服务？围绕这个问题，知青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历史记录

　　1976年8月18日的《广州日报》，记载了广州知青赴藏突击队出发时的盛况：

　　昨天上午，广州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站前面挂着“热烈欢送广州市知识青年赴藏突击队”的巨幅横额，四处张贴着标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边疆，铁心务农！”、“坚决同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当胸前挂着大红花的赴藏突击队12名队员英姿勃勃、斗志昂扬地通过车站广场时，醒狮起舞，鼓乐齐鸣，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青少年们跳起了欢送舞，两万多革命群众挥舞花束、彩带，高呼着口号，热烈欢送革命小将奔赴边疆干革命。……

　　特约审稿：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处处长黄穗生

　　A38－41版

　　记录人：本报记者许黎娜实习生安珍邵乐园

　　摄影：本报记者许冰徐文阁实习生陈君臣

　　资料图片由口述人提供

　　图：

　　讲述人：邓剑荣

　　讲述人：吴如

　　讲述人：关玉娟

　　讲述人：李朝荣

　　讲述人：关超豪

　　讲述人：欧红坚

　　前排：欧红坚、关玉娟、刘超英、潘卫兵、史楠霞、吴如、关超豪

　　后排左起：马绍玉、周高明、杨中艺、邓剑荣、黎钜祥、李朝荣、曹东

　　1976年8月18日刊登在《广州日报》上的照片。当时社会各界到火车站欢送广州市知识青年赴藏突击队踏上征途。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