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城市无权让边缘人走开(沈栖)

　　据史书记载，城市是先有“城”后有“市”。有人群聚居而成城，人群需要生活，于是城外设市场贸易。原先“城”和“市”有一堵高墙相隔，一旦这堵高墙拆除，“城市”也就自然形成了。

　　根据社会财富资源的分配不均，城市自古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悠悠岁月，城市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但这两大阶层却始终是存在的。“穷人”是个大概念，相对有财有势的富

　　任何一个社会——按传统的说法，可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边缘人群，这并不稀奇，也不可怕。问题是：社会是不是对他们关爱？城市有没有权力让他们走开？

　　安徽合肥市时下正在着力解决沿街倚门摆摊的“城市顽症”，并大言不惭地声称今年9月合肥市将成为“无摊城市”。就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城市而言（不止是合肥），搞什么一刀切的“无摊城市”是不合时宜的。试问，不让摆地摊了，城市里靠摆地摊过日子的低收入阶层怎么办？政府或许建设了不少的市场以供他们入室、入场经营，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们对被政府提高的经营成本的接受能力？租得起市场摊位，他们早就不用摆地摊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政府官员怎么就不明白呢？政府应当关爱弱势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同样是大城市，美国纽约市不仅允许倚门设摊，还容得下占道经营。去年9月，纽约市议会讨论《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该法案在原有的允许商家出墙3英尺摆设摊位的规定中，增加了每年由交通局进行相关评估，对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出街摊位给予取缔，否则将终止核发或续发其营业执照的条款。对此法案，纽约市市长彭博动用了否决权。因为，市议会通过的这一法案，直接扼杀了全市超过2000个蔬菜水果零售商店、超级市场和花店的正常经营，扼杀了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是“不明智、不切实际、不当程序”的做法。纽约市没有让那些地摊小贩“走开”，因为这有碍弱者生计，有悖社会和谐。

　　城市歧视农民工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也许是他们经济窘迫、素养平庸，常是衣着不整、习惯不良，由此而受人白眼。他们刚进城时，食无定餐、居无定所，几年的艰辛拼搏，生活日见改善，已经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却仍受到城市让其“走开”的威胁。不是吗？高档小区与民工的关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代性命题，两者发生冲突时常是许多新闻的绝佳题材：北京有过“高档小区严禁民工走正门出入”，广东某房产开发商曾以“远离嘈杂乱窜的民工”作为高档社区的卖点，哈尔滨近日“某高档小区抵制民工入住”一事又成为热点新闻。民工入住高档社区，由于生活习惯不好影响到小区居民的生活，居民应该首先与民工进行协商和沟通，而不能霸道地令他们开走。南京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民工入住高档社区后引起业主的排斥，这些民工知晓后立即集体写了一封致小区居民的公开信：“尊敬的邻居阿姨们，您们好！我们都是打工的，以前我们住在工棚里冬天特别冷，自从我们第一次住进这座小区，感觉特别温馨……”在信中，这些民工还表示，他们会“把卫生和环境搞个清爽，像自己家一样”，进出要轻手轻脚，不赌博，爱护公物设施，做个好公民，不随意增加人住，希望能和整个小区里的居民们和睦相处。民工并非不可沟通，不好的习惯并非不可改，城市人应该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他们，尊重他们的权利，霸道的排斥只能激化民工的对立情绪。

　　在边缘人群中，最没有社会地位、最不受人尊重的，莫过于那些身躯卑琐、面容愁苦的乞丐和拾荒人。城市为自我形象计，最忌恨的也是这些“社会垃圾”，所以千方百计要让那些犹如城市皮肤上的“疥疮”“走开”，甚至不惜动用法律的手段。此举两例：60岁的滕自英老人乘坐长沙到石门县的火车回家时，捡了28只乘客丢弃的空塑料瓶子，被铁路派出所以违反“不准在火车上捡垃圾”的内部规定为由行政拘留5天。在公众的关注和舆论的压力下，石门县公安局才将其释放。一名张姓的乞丐前往某市一家银行欲将乞讨来的上千张角票和硬币换成整钱，不料被保安拒之门外。在一位市民的帮助下，该乞丐得以进入银行，可10分钟后没办成业务，而是拿着银行职员给他的2元钱走了出来。他在银行门口徘徊一个小时后，还是要求换钱，被保安传唤110押送当地派出所拘留。这两起警方参与的事件，我认为并不说明警方的执法严厉，也不说明执法过程缺乏人性化，而在于法律解释的随意性。因为警方拘留拾荒者和乞丐依据的是上级有关部门制定的内部规定。正是这些“内部规定”将相关法律细化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宽了处罚条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现代法治原则。随意性的基层执法机关的法律解释和执法行为架空了法律，无形中加大了个别执法机关滥用权力、侵犯边缘人群（他们也是公民！）合法权益的风险。

　　综上所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地摊小贩、农民工、无业游民、乞丐等边缘人群普遍遭遇的歧视和偏见是何等之深，人们很少将他们当作是有尊严、有人格的正常人看待。正因如此，也为放弃救助他们的社会责任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进而让他们在城市无一席之地而黯然“走开”。

　　城市让边缘人群走开，是那些边缘人的不幸，更是文明社会不应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