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数字出官”缘于体制惯性

　　前不久，一位当乡长的朋友说，这些年来，他们吃够了虚报数字的苦头，经过认真反思，他们决定，在建设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做到不掺假、不对水，告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习惯。可当他们如实上报新农村建设成绩时，报了三次，都被县里退了回来，叫他们回去“解放思想”。（8月14日《农民日报》）

　　前几年我回农村老家探亲时，也听到过类似的事情。那时，农村都在搞“小康村”

　　真让人无法理解，我们不是最讲实事求是吗？我们不是最痛恨弄虚作假吗？为何从“大跃进”开始，中国至下而上的统计水分就从来没干过呢？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我们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时空里的呢？

　　我们为什么要一级一级虚报上去？我们为什么要一级一级欺骗上去？这其中的根源究竟是出在上面还是出在下面？

　　我们不妨研究一下现当代弄虚作假的“鼻祖”——大刮“浮夸风”的大跃进时代。一开始，基层人民公社放“卫星”还是有顾虑的，即人们的道德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但是当放“卫星”的做法不断得到肯定，一些权威媒体进行推波助澜的大肆宣传，一些重要领导更是亲自参观“卫星”基地，接见创造高产英雄的时候，连老农们都恍然大悟——原来“上面”好大喜功啊！好吹牛的人高升了，腾达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人吃不开了——这强大的示范效应迅速传遍神州，并且经久不衰。一年，两年……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其影响仍然在左右着我们思维，只不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好吹牛的人高升了，腾达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人吃不开了。”这从表面上诠释了全民争着弄虚作假的原因，但总根子却出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边喜欢形势一派大好，而善于报告“一派大好”的人总能得到重用，下边岂不一致报喜，哪还有敢报忧的呢？

　　现在的“数字出官”，和当年的大跃进如出一辙。就拿这位乡长来说，本想实事求是上报新农村建设的数字，但是在“数字出官”的今天却上报三次都行不通。迫于压力，他们咬咬牙，把数字翻了番，第四次上报，才勉强过关。这充分说明，浮夸风的时代虽然过去，但是，我们的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因此，弄虚作假还有很大的市场。听听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是怎样严厉批评这个乡长的：“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不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你们年年在县里名列前茅，今年却来了个大倒退，你们的年终奖金还要不要？官帽子还想不想戴？这不仅拖了县里的后腿，也给主管领导抹了黑。”进一步推想，假如该县也实事求是的向上报，那么市里能通过吗？假如市里实事求是的向上报，那么省里能通过吗？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强大的体制惯性，迫使干部们只有一级顺着一级的“意思”来——乡长虚报县长；县长虚报市长；市长虚报省长——一直虚报到中央。这样虚报的结果，虽然少部分人达到“保官”、“升官”的目的，但最终受害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

　　“数字出官”是弄虚作假的根源，而“数字出官”的根源却在体制上。下级官员为何忌惮于上级官员的好恶？不就是因为上级官员能够左右他的官运吗？官员们为何敢于公然逼迫老百姓跟着他们一起“造假”？不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官运吗？有人说，假如“上面”不好大喜功，那么还会有人去虚报吗？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似乎质问到了点子上。但是，假如要实事求是的回答这个问题，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打个比方吧，假如你是一个集体的头儿，并且需要不断证明你做得比别人好，你说你是喜欢不断听到（发布）什么消息？当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以证明你有能力时，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把头儿做下去；相反，频繁听到坏消息，你这头儿还能做得稳吗？既然“消息”可以决定你是否可以继续做头，现实中你又可以借助权力左右或者筛选消息，那么你还能喜欢听到坏消息吗？你还能听到坏消息吗？

　　然而，当民意可以决定一切的时候，所有扭曲了现象都会被还原，所有价值体系都会被推倒重来！那时，“数字”说了不算，人民说了算；好坏消息说了不算，民意说了算！

　　当数字出不了官时，虚假数字游戏自然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