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休息室大门张贴的一张“告示”，在该县政坛掀起不小的波澜。为防止部分干部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之际跑官要官，防止个别领导干部说情当“说客”，“告示”坦言：要官别找我(8月9日《新京报》)。
围绕着熊书记的这张“告示”，舆论界形成了“作秀说”和“正气说”两大阵营，谁是谁非，恐怕一时难下定论。其实，无论熊晖是为了“作秀”，还是一身正气的自然表露
，这一纸“告示”至少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在当地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上，熊晖事实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熊晖无法左右干部任用(做不做是另一回事)，别人为什么要去找他？正是由于主要领导手握干部任用的“生杀大权”，而这种权力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跑官要官才渐渐成了官场潜规则。
客观地说，跑官要官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古时候毛遂自荐，现代社会的基层民主选举，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在跑官要官。不同的是，这样的跑官要官是在阳光下，面对的是大众，凭借的是出色的个人能力；而只找领导的跑官要官，则是匍匐在个人权力脚下的“暗箱操作”。前者光明磊落，代表着民意；后者肮脏堕落，象征着腐败。
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跑官要官和买官卖官等现象，不仅选拔任用干部必须按照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进行，而且必须充分发挥人大等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将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交给人民，让各级官员向人民去跑、向人民去要。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根除干部任用过程中的腐败。如此一来，熊晖们自然也就不必在自己门上张贴“要官别找我”之类的告示了。
作者：
赵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