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旧梦

　　□金陵晚报记者韦晔

　　【金陵晚报报道】 2005年5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大陆之行中，一张1947年6月宋家在新都照相馆的全家福公之于众，不少南京人在感慨近一个甲子的沧桑巨变之余，不免在内心深处追问，“新都”安好？

　　今年77岁的徐文运老人几乎一辈子与新都照相馆打交道：1953年进入新都照相馆，1956年公私合营后任“新都”公方主任、经理直至1991年退休。

　　李宗仁曾光临新都

　　徐老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让远去的新都照相馆又变得清晰起来：1939年，罗树岩与内弟江楚英在今夫子庙艺华商场开办新都照相馆，尽管经营环境、设备比较简陋，但由于从上海、苏锡常一带请来名师，并在南京本地培养学徒，技术水平很快得到顾客的认可，生意很快红火起来。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这些国民党要员都是新都的座上宾。

　　徐文运幼时父母双亡，1942年他进入夫子庙容丰照相馆当学徒，一呆就是4年。起初干的都是最基本的工作，漂洗照片、修照片上的花点。“中间来了位孙宝龙师傅，他安排我修底片，后来才明白过来，孙师傅接了私活儿，为‘新都’修底片，就让我来干，老板见我整天埋头在黑布里不停歇，很欣赏，还要增加我的理发洗澡钱。”

　　徐老告诉记者，当时这样做完全是生活所迫，“修底片是很关键的技术，很多师傅都不愿意教徒弟，我刚好借这个机会把技术学到手了。”

　　婚纱在照相馆订做

　　1953年徐文运进入新都照相馆，尽管他的技术完全能应对修底片的工作，但老一辈师傅们的严谨逼着他不断提高：

　　“别看解放好几年了，老师傅带起徒弟来一点儿都不留情面，一旦有不合格的照片，当着徒弟的面就撕毁，这样对顾客负责的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百花，也逼着我们这样的年轻师傅提高得更快一点儿。”

　　婚纱照一直是新都的招牌经营项目，与现在流行的台湾风格完全不同，“顾客来了简单化妆就进摄影室了，摄影师最讲究的是布光，眼袋重的人如何补光，鼻子扁的人如何调整光源角度……再加上后期的修底片，晒印时遮挡曝光，一张合格的婚纱照要经过很多技师的努力。”“当时人们的婚纱、礼服都是在照相馆置办的，裁缝就把照相馆当他们的门市，摆一些婚纱模特在店里，顾客来了可租可订做，照相馆还能得到提成。”

　　徐老很自豪地告诉记者，解放初，新都与大中华、长城三家列为南京市军人定点照相馆，又被评为南京市红旗照相馆，这更扩大了新都的影响范围。

　　新都为何改名百花

　　1965年起政治形势的变化让“新都”改名。徐老回忆，“有人指责说，‘新都’这个名字就代表着谋反，只好改叫‘百花’。再后来又攻击‘百花’是帝王将相和封资修的孳生地。”他解释说，所谓的帝王将相就是橱窗里的传统戏剧剧照，而封资修则是婚纱照里的“小资情调”。

　　“但就是‘文革’期间造反派把‘百花’门面砸烂，下达关门三天闹革命命令的紧要关头，‘百花’也没有缩短服务时间，更没有停业一天。”

　　“文革”期间来南京串联的红卫兵都要在雨花台烈士陵园拍照留念，百花照相馆被派去服务，徐老回忆，拍照片的人实在太多了，百密一疏，总有没拍成功的，百花的员工很负责地将钱一一退回，并在写信致歉的同时寄上一套雨花台风光照作为补偿。

　　“再困难，百花还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这是从新都保留下的传统。”徐老总结说。

　　1970年，为秦淮区发展工业让路，百花照相馆迁至今奇芳阁旁。

　　1小时卖两千多胶卷

　　“文革”结束后，百花逐渐进入全盛期，用徐老的话说，是“三足鼎立”：照相、器材、彩扩。

　　“当时百花有110台海鸥120型相机，全都拿来出租，每逢节庆前夕，半夜就有市民来排队了。那会儿我们的规定很严格，80多位员工可以照顾亲友优先租到相机，但总数不能超过10台。”

　　说到这儿徐老很自豪，“最兴旺的时候1小时卖了2000多卷胶卷，这里面的利润很高，全是师傅们廉价批发来的军用航拍盘片，再连夜分装成一卷卷胶卷。”

　　1983年，继南京摄影图片社引进彩扩机后，百花也接连购进两套彩扩设备，当年就收回投资。

　　1985年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百花更是连续年利润逾百万，成为江苏省名副其实的龙头照相企业……

　　退休后的徐文运又在武定门重开“新都照相馆”，并坚持做利润微薄的黑白照片冲印业务，他希望新“新都”能在照相行业普遍萧条的今天让南京人重温照相馆旧梦。

　　(编辑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