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送儿参军　儿探家上坟

　　母送儿参军儿探家上坟

　　老红军王道金参军23年后归来，发现父母姐姐早已故去，连房子都没有了

　　【24】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老红军王道金距离现在这个时代太远了。

　　一顶蓝色帽子，一件蓝色上衣，一双黑色布鞋，穿在王道金身上已经超过20年。腰不弯，背不驼，精神健旺，行走不快不慢，遇朋友笑脸相迎、谦恭有致，告别时双手高举、拱手相送，这就是92岁高龄的老红军王道金。

　　难以想象，王道金至今还兼任着遵义四中和文化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一个月至少有三四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喜欢孩子们，孩子们也喜欢我。”桌子上一张和孩子们的合影，王道金在中间，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簇拥左右，王老遍布沧桑的脸同孩子们的如花笑靥交融在一起。

　　母亲送儿参加红军

　　“当红军要走路，穿上娘的鞋，保儿一路平安。”这是王道金的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的王道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离别，竟是永诀。

　　“他们的童年比我幸福。”王道金说。一个世纪以前，王道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福后村一个贫农家庭，读了两年书就上不起学了，和父母一起给地主种地。

　　“吃大米？哪里吃得上大米，每顿都是红薯。”王道金笑了，直到现在，王道金都不吃红薯，“从小吃伤了。”

　　为什么穷人会穷？为什么我们种大米却只能吃红薯？年幼的王道金在15岁那年得到了答案——“因为穷人是受压迫的。”

　　“谁在压迫我们？”

　　“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怎么才能不被压迫？”

　　“参加革命，推翻压迫我们的人。”

　　当时红军在兴国的地下组织给王道金指明了方向，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让王道金觉得，“红军是正经的队伍”，因为“他们帮助穷人插秧”，还“给穷人饭吃”。

　　“解放家乡，打倒蒋介石。”15岁的王道金，抱着这样一个还没有完全理解的目标，参加了红军。

　　离家的那天上午，母亲做好了两双布鞋，一双穿到了王道金脚上，另一双放到了他的背包里。“当红军要走路，穿上娘的鞋，保儿一路平安。”这是王道金的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的王道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离别，竟是永诀。直到1953年，王道金夫妇才回到家乡，在母亲的坟上点燃一炷香。

　　“如果当时知道，你还会走吗？”

　　“没有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王道金淡淡地说，“忠、孝，自古不能全。”

　　经历五次反围剿，跟着队伍从贵州打到云南，爬雪山过草地，建立延安根据地，打到东北再一路南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解放全中国，最后拿下的是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王道金说：“从离家那天起，我跟着队伍参加了这全过程，一步都没落下……”

　　王道金是贵州省目前唯一健在的走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

　　战湘江我们连剩下一个排

　　“湘江那一仗，打得真叫惨啊！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我们那个连过江之后，只剩下一个排的兵力。”

　　1930年到1934年间，王道金随队伍驻扎在中央苏区，“那时待遇很好，”王道金回忆，每人每天的标准是两斤大米。

　　战争的惨烈王道金是从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感受到的。1934年12月，“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我的师长就牺牲在第一道封锁线上。”惊心动魄的往事，王道金讲述起来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不知是压抑着，还是经历了太多反而变得平淡。

　　行军打仗，对手前堵后追，两边还有侧击，“四面八方都是国军”，头顶还有飞机时不时盘旋，发现目标就向下投掷炸弹，把地面队伍打散。

　　进入白区(国统区)期间，吃饭成了一道难题。“我们不能吃百姓的粮食，只能向地主、富农征粮。”红军在这时专门成立了“征粮队”，一个师至少要有一个营的兵力出去征粮，才能保证队伍的吃饭问题。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队伍中的重伤员很难处理。”他们没法跟上部队前进，只能寄放在百姓家。“红军走国军来，地主、保甲举报收留红军的百姓，老百姓就遭殃了，红军的重伤员也有很多人牺牲。”

　　“最惨的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说起70多年前的那个生死关头，王道金眉头蹙了一下。“湘江那一仗，打得真叫惨啊！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我们那个连过江之后，只剩下一个排的兵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道金与中央红军一起踏上了漫漫征途。但是，带着坛坛罐罐的部队行动迟缓，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减员不断增加。尤其是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王道金回忆往事的时候，从来不提他自己是如何战斗的。后来记者了解，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人听到过王道金讲自己的故事。他觉得，面对那么多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他无法把自己剥离出来。“长征也好，解放中国也好，是党领导的部队取得的胜利，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王道金这样解释。

　　历史对这一段的记述是这样的：残阳如血，喇叭声咽。在血的教训面前，红军将领和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对当时的错误指挥由怀疑而不满，改换领导的要求日益明显。一次酝酿多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在后来攻克遵义后召开了。

　　遵义会议我率警卫连保护

　　王道金的警卫连驻扎在遵义的南白镇，这里是当时遵义最大的镇，连续三天，每天王道金均率警卫连往返90公里，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偷袭。

　　2006年7月25日黄昏，落日的余辉洒落在遵义市“红军山”，沿250级台阶拾级而上，一堵通体淡青的英烈墙巍然肃立。能够确认名字的1000多名英烈，和2000多名无名红军，他们被镌刻在英烈墙上，这些烈士都是红军在贵州经历的10多次战役中牺牲的。

　　在英烈墙下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王道金的名字赫然映入眼帘——王道金，500元。

　　“为了建这堵墙，遵义的各个单位和市民都在捐款，”王道金捐了500元，但他没想到他的名字由此而出现在英烈墙的捐赠者名单中。

　　通过这种方式与烈士相伴，王道金唏嘘不已。唯一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我见证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繁荣，牺牲了的战友们，他们可以安息于斯了。”

　　今天的遵义，已经成为了一座名城，四面八方的旅游者都云集于此。赤水、乌江、娄山关，登山极目，顺水漂流，壮美的景致背后，王道金还清楚地记得，这里曾走过的千军万马，这里曾掩埋过红军的尸骨，有名的，无名的。

　　红军到达遵义时，王道金已经成了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连长。遵义会议时，王道金所在的部队担任着会议警戒任务，游走在乌江以北、遵义以南，肩负100多公里的防务。

　　“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红军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到了遵义，我们的防务甚至比任何一场与对手面对面的战斗都重要。”

　　王道金记得，三天的遵义会议，彭德怀只开了一天。当晚对手几次偷袭防务前线，第二天彭德怀就到一线亲自指挥布防。彭德怀当时的指示是：“不怕牺牲，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把对手截断在乌江。”

　　王道金的警卫连驻扎在遵义的南白镇，这里是当时遵义最大的镇，连续三天，每天王道金均率警卫连往返90公里，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偷袭。

　　1935年2月，遵义会议之后，王道金由一名共青团员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就一条，不怕牺牲。”说这话时，王道金很坚定。“当时对这个没有顾虑，打仗就是要牺牲，你是愿意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还是没有价值的死掉？”

　　“湘江一战，我是排长，我一个排牺牲了1／3，参加战斗的100多个连，打完就只剩了六十几个连。”王道金第一次提高了语调，“很多战友最后连姓名我们都不知道，你说他们都是为了什么？”

　　“我拿出500块钱给修英烈墙是应该的，最后我的名字也被刻到墙上，和那么多的牺牲的战友在一起，我心里不安啊。”

　　娄山关我们灭敌四个团

　　“这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也是我们从长征以来的第一大胜仗！”王道金这样评价。“我们比对手强，我们消灭了四个团。”

　　1935年2月中旬，新党员王道金参加了他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娄山关战役。

　　娄山关亦称娄关、太平关，在遵义以北70公里处。我们眼见的娄山关，苍松叠翠，雄关险隘，为川黔必经之天堑。

　　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攻下桐梓。1935年2月25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率部队攻打娄山关，遭遇黔军第六团。该团且战且退，抢占到关口东侧制高点点金山一线，凭险抵抗。王道金所在部队与对手反复争夺阵地，于黄昏前攻下了点金山大尖山高地，与对手形成对峙局面。

　　“我们当时只有迫击炮，这种炮威力大，攻山头却不灵。”王道金手里掌握着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主要靠人，冲上去火力才够得着。”

　　当时打娄山关的兵力分配是10、11、12、13四个团，一天一夜下来，进展不大，“当时的团首长彭德怀和杨尚昆重新部署战略，把我们11团和13团掉了个个。”随后，11团从东侧迂回至板桥镇断掉对手退路。26日，红军正面迎敌与两翼夹攻之下，一举拿下黔军4个团，为遵义大捷奠定了基础。

　　“这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也是我们从长征以来的第一大胜仗！”王道金这样评价。

　　王道金那会儿就战斗在点金山上，后来又迂回至板桥镇阻击敌人。70多年过去了，至今说起娄山关战役，他的自豪仍溢于言表：“我们比对手强，我们消灭了四个团，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党成熟了。”

　　王道金认为，娄山关战役的胜利，完全是遵义会议历史价值的一个印证。“在那个时刻，谁能把虎口余生的3万多红军带出险境，谁就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王道金说，“遵义会议开得好，时间不长，却解决了大问题。”

　　当时与战友们驻守在遵义城外的王道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传达会议决议的时候，天气阴冷，细雨蒙蒙，可大家却听得十分认真，全然不顾雨湿征衣……此后，红军一改颓势，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转战南北的王道金，全国解放后又回到遵义工作。多少次，他来到这幢二层小楼前追寻那段历史。“对于遵义会议，我是‘参加者’，又是‘局外人’。”王道金数次在那间小小的会议室前徘徊，一盏马灯、一张长方桌、20张椅子，依然如旧。

　　过草地哪有树皮可吃

　　“我们过草地的时候，8天没见过一棵树，就是想吃树皮都吃不到啊。倒是吃过茅草根。味道嘛，有点像现在贵州人都吃的折耳根。”

　　王道金长征中负伤三次，问及伤情，老人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残，能跟得上部队。”

　　会宁会师时，王道金就感慨，“不管我们怎么困难，红军主力也还是会师了。”说起这段历史，王道金说，不管怎么苦，红军还存在，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还壮大了队伍。

　　说到苦，王道金说，长征中最苦的时候是过草地。行程8天时间，干粮勉强够用7天，饿着肚子全力行军，菜根吃过，“那是一种茅草，扯出来后根上有一截白色的部分，我们吃的就是这个。”王道金笑了，“味道嘛，有点像现在贵州人都吃的折耳根。”

　　王道金觉得，后来的一些电影和书籍把红军过草地这一段历史传奇化了，“可能这是艺术工作者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吧，难免有些高于历史的部分。”王道金认为，吃树皮这些，显然就是后人对长征的一种传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8天没见过一棵树，就是想吃树皮都吃不到啊。”

　　红军长征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王道金已经记不清回答过多少遍了，每一遍的回答却都是同样的坚定——红军是党领导的军队，连以上都有党支部，排以下都有党小组。党员不是吹出来的，而是真正冲锋在前，“每一次冲锋，最前面的，都是党员。”党的带头作用是身体力行实现的。

　　第二，王道金认为是纪律，红军纪律严明，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艰苦奋斗，艰苦创业。“这个创业，是说开辟苏区，和现在的创业意义不一样。呵呵！”

　　打到东北牵手大辫子姑娘

　　携妻返乡探望双亲，没想到的是，不但父母不在了，连姐姐也不在了，都是病死的，房子也没了。王金霞只能遗憾地把带去的饼干和糖放在了公婆的坟上。

　　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王道金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王道金的老伴王金霞是东北人，1926年出生，1946年参军，当年，王道金一路打到东北时顺便带走了这个大辫子姑娘，携手走过一生，王金霞已经在去年辞世。

　　1953年，王道金和王金霞一起回到家乡江西兴国。王金霞带着礼物——饼干和糖，王道金说，当时王金霞还对他说，“公公婆婆年龄应该还不大嘛，你走时他们四十多，现在就该是六十左右吧，饼干和糖应该都可以吃。”

　　没想到的是，不但父母不在了，连姐姐也不在了，都是病死的，房子也没了。王金霞只能遗憾地把带去的饼干和糖放在了公婆的坟上。

　　1958年，王道金在广东湛江转业，他选择了定居贵州。“一是响应党的号召到穷困的地区，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曾在革命最危难的时候来过这里，这里有我牺牲了的战友。”

　　地级待遇坚持住旧房

　　“我年龄这么大了，就是换个房子还能住多久？”王道金笑笑，“可能现在跟人家比我这里条件差点，但我知足。”

　　1983年，王道金从遵义地委副书记的位置上离休，但他享受的是正地级待遇。

　　王道金现在住的房子是当年的“书记房”，100平方米左右，20年过去，早已破旧不堪，穿过陈旧的木门坐在其中，甚至会闻到微微的霉味。这间房子没经过任何装修，地面就是水泥地，已经被磨得凹凸不平。屋里的两张小方桌，一张是王道金从铜仁地区副专员职位上调遵义工作时带来的，另外一张是为了吃饭方便4年前花了32元钱买的。

　　2003年，当时的遵义市领导准备给王道金换房子，换到新建的小区里，被王道金拒绝了。“我年龄这么大了，就是换个房子还能住多久？”王道金笑笑，“可能现在跟人家比我这里条件差点，但我知足。”

　　这一生，跟随王道金没有离开过的是一幅毛主席的画像，现在就挂在客厅的墙上。在小方桌的玻璃下面，压着老人跟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有胡锦涛、江泽民、李鹏等。

　　王道金有句名言：“职务退休了，党员却是在职的，不能退休，思想更不能退休。”

　　王道金的台历上记录着他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安排，现在年龄大了，老人的活动少了些，但还保留的2004年的台历上，4月份记录着有14天都在工作，7月份有19天在工作，其余的时间，老人看书看报看新闻联播。

　　王道金在两所学校当校外辅导员，孩子们经常来到他家，每次来都缠着他讲红军的故事。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时穿的那身军装，至今还被王道金很好地保存着。打开三层包袱，帮助父亲穿上军装拍照，王道金的女儿、在书店工作的普通职员王英说：“爸爸是红军，我们感觉很光荣。”

　　王英的弟弟王军在遵义市公安局工作，也是一名普通民警。姐弟俩从小就有一个原则，不管什么问题，都不打父亲的旗号，都不能影响父亲的形象，不争荣誉，从来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王英马上就要退休了，还是个普通的职员；王军尽管工作异常出色，也还是个普通的民警。

　　本报特派贵州记者高爽刘勇徐维强

　　■长征往事

　　娄山关大捷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之后，为了迁灭北逃之敌，巩固遵义。红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进抵娄山关下板桥镇。1月9日，部队向娄山关发起总攻击。当时，守关的侯云担部利用地形上的优势，作垂死挣。在山顶，红军战士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一场壮烈的白刃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攻克了娄山关。接着猛追溃敌，一举攻占桐梓县城，俘敌数百人，歼敌两个团，乘胜进抵黔北，与川军对峙，红军以娄山关作为屏障保证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回师贵州途中，在娄山关与黔敌激战，再克娄山关，揭开了遵义战役大捷的序幕。当时蒋介石集中150余个团，40余万兵力合围红军。趁敌人合围尚未形成之时，军委决定撤出遵义，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红军分三路向川南挺进，造成敌人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回师贵州，粉碎了蒋介石的合围计划。王家烈率领黔军防守桐梓、娄山关和遵义一线，妄图与红军作最后一次较量。2月25日晨，红军重占桐梓，接着红三军团疾进，在关北红花园与黔军第二师第六团遭遇，敌被击溃，退守娄山关，占据入关隘口两翼高地，置主力于点灯山，负隅顽抗。

　　2月26日拂晓，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点灯山高地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攻占了娄山关附近的10多个山头，突破了敌人的右翼高地防线，并歼灭左翼敌人大部，进占板桥。关上守敌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乘夜幕弃关逃窜。2月27日，红军乘胜进占遵义，击溃黔军三个团。这时，刚刚占据贵阳的蒋军吴奇伟部，奉蒋介石之命派出两个师抢救遵义，红军南下迎击，全歼蒋军于老鸦山麓和乌江岸边，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

　　红军主力在4天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击溃黔军8个团，歼灭蒋军两个师，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摘自红色文化网长征专题

　　■主角：王道金

　　王道金：1915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30年8月参加红军。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经历过血战湘江、娄山关战役。爬过雪山，走过草地。

　　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打到东北再一路南下，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解放全中国，最后拿下的是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王道金说：“从离家那天起，我跟着队伍参加了这全过程，一步都没拉下……”

　　曾先后被授予“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休。王道金是贵州省目前唯一健在的走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享受地级待遇，现居遵义。

　　图：

　　“忠、孝，自古不能全。”老红军王道金谈起参军后与母亲永诀时说。本报特派贵州记者张耀波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