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汉服，拜孔子，诵国韵，练“五禽戏”……8月14日，武汉首家童学馆开课。在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六楼，45名四五岁的小朋友头戴冠帽、身穿汉服，让人们见识了“现代私塾”的模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先生说：“国学教育应从娃娃抓起。”但同时也引发家长争议：或曰进步，或曰复古。
所谓国学，无非吾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旧的归类，不外经史子集；新的分法，则是
文学、史学、哲学……这在精神上，与学校教育其实一致；而以内容论，鉴于当下学校教育唯分是举的功利性，其人文性，正可补学校教育之不足。
去年，是上世纪20年代南北并峙的两个国学研究重镇之一——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也不妨在此，略谈一二。当年曹云祥校长筹创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先生就建议，“要用新观点新方法‘整理国故’，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此也为后来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先生谈国学院所以研究成果卓著时印证：“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为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可以说，今之一般所谓国学，实是经过科学方法整理的，是与时俱进而贯以了科学精神的：而武汉首家童学馆的弘扬国学，又从何而能断言就是“复古”呢？
而另一个国学研究的重镇，则是坐落在江南水乡的，古文大家唐文治先生主持、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任教务主任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馆。江南曾走出了为数不少的国学大家，如顾颉刚、钱穆、郭绍虞、钱钟书、钱仲联等等。而在时隔近百年之后，远在武汉的首家童学馆的破土而出，似乎也暗合了某种召唤，令人禁不住浮想联翩。
如果将清华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比喻为参天大树，我真愿武汉首家童学馆就是一株幼芽：理宜宽容其存在，而促进其成长。同时，武汉童学馆亦宜秉承前贤对待国学所采取的科学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有所批判，有所发扬。如在教学形式上，一袭对襟束带长袍在身的装束，即无须刻意拘泥如此。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说，武汉首家童学馆的出现，是立足于现实，以回首过去，而展望未来——小而言之，“让孩子不知不觉的，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郭齐勇语）也好，大而言之，塑造民族化的国民精神也罢，——那么，如何回首，而又如何展望，且无须忙下断言，还宜细细费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