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志坤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的赈灾丑闻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据《人民日报》报道，两年前，在发放救灾粮时，阿荣旗红花梁子镇(现合并入向阳峪镇)以1元/斤的价格强行搭售土豆，每袋救灾粮还要交纳3元至3.5元的高额运输费。这种做法普遍存在于阿荣旗。至今，揩油的地方干部都没有得到处理。
毫无疑问，赈灾是政府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职责。大灾之年，农田绝收，政府向灾民发放救灾粮，为的是帮助灾民度过灾荒。阿荣旗地方党政官员的做法，无异于反其道而行之，对灾民而言几乎等于落井下石。如果灾民没钱买土豆或交运输费，岂不得活活饿死？
荒唐自有荒唐的逻辑。从某种意义来说，阿荣旗赈灾丑闻，既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道德自律和公共责任感，也说明我国的赈灾活动缺乏科学、严密的制度规范。对于前者，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尽管土豆价格远远高过市场价格，搭售时早已过了播种期，征收运输费也没有经过任何民主评议，都逃脱不了以公权牟私利的干系。阿荣旗现任旗长陈志新在面对《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竟然还理直气壮地声称，搭售土豆是“为了给灾民做种子”，以改变当地产业结构，帮助农民增收；上级发放的救灾款不包括运输费，必须全部用来买灾粮，“就是应该向灾民收运费”。瞧，他还一副遭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对于后者，救灾粮运输费的征收，政府显然缺乏科学的管理规定。查遍眼力所及之法规，笔者仅在《民政部关于规范救灾粮的采购发放工作的通知》中发现一条相关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救灾粮发放办法。要按照重点使用的原则，重点救济无自救能力的重灾户。在发放过程中，必须坚持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在乡或村一级现场发放。”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通知没有对运输费问题提出任何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要求。对此，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在民政部和一般公民看来，作为政府赈灾职责的一部分，救灾粮运输费用理所当然应由政府负担，根本就不应该成为权力寻租的借口。
然而，很多时候，在官员缺乏足够的道德自律和公共责任感的情况下，权力往往是“一放就乱”。观之民政部的通知，诸如“因地制宜”、“可根据本地情况”等语表面上赋予了地方官员工作的灵活性，但实际上往往造成权力寻租的借口。因此，政府法规、工作通知必须具有明确的可执行性、刚性的工作要求。杜绝赈灾时的人祸，不妨从此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