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性之外还有政府，亲情之外还有国家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这是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开篇的一段话。我们希望用这样一段话，来为在今天可能正遭受“良心谴责”的左云和熊爱国开脱。

　　几天前，左云和熊爱国遗弃了同一个人：左喜军。她是左云的妹妹，熊爱国的妻子

　　“我们实在没办法。”左云说，左喜军有两个儿女，因为母亲出了车祸，已辍学在家。而左喜军出事5个月来，已花费11万元。“我们四姐妹为她凑了几万，又借了几万，现在还欠医院两万多。”左喜军已把“全家人拖入死胡同”。这是家人“抛弃”左喜军的直接原因。

　　我们可能说，这是又一个因病返贫或医药费拆散一个家庭的新鲜案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左喜军那样，在一次死而复生之后去体味一种失落与无奈，更需要像将她“遗弃”的她的姐姐以及丈夫那样，骨肉相弃之后去体味一种锥心滴血之痛，以及不可避免的“良心拷问”。除此之外，我们难道能指责亲人的无情吗？正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并且本着人性以及亲情的名义，谁会相信有人愿意抛下自己的妹妹或妻子而不顾？换言之，如果不是遭遇最极端的生存压力，谁会做出同样极端的事情？

　　因此这样的一个案例，绝不能成为人性泯灭、亲情凋敝的一个佐证。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天然地相信人性中不可剥夺之善那样，天然地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或者说是置身于困苦中的人对于困苦的承受力，而只是因为我们确信，并不是所有的苦难，必须让我们独自面对，让我们独自扛起。也许，我们可以向人性索要承担，向亲情索要责任，但是，一个脆弱的家庭能够承担多大的苦难？因此也必须要向制度索要分担，向国家索要关怀。

　　是的，即便是被亲人遗弃的，也必须有人将其收受。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遗弃谁，但是国家不能够，政府也不能够抛弃任何一个，因为这是政府或国家的责任之所在。我们并不以恶意或者某种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去揣测，这其实正是左云以及熊爱国骨肉相弃真正的动机，但如果他们坚定地相信，这个社会永远不会置一个公民的生命于不顾，所表达的不正恰恰是对于政府以及国家责任的一种笃信与期待吗？

　　但是现在看来，政府及国家在责任承担的机制方面可能还并不十分灵敏。左喜军受伤于车祸，肇事车已逃逸。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明确规定：“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基金至今都没有建立起来，交警在处理这类事故时也经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左云与熊爱国选择遗弃左喜军的地点，正是交警大队。

　　同时，我们知道，湖南省已经在农村推行大病医疗救助机制。《湖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也显示，在“十五”期间已累计直接救助11.34万人，惠及困难群众100多万人。但至少在左喜军身上，这样的一种机制未能及时得到体现。这里面固然有着交通事故纠纷未定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在交通救助基金乏力之下，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救助机制应该体现出它的以人为本来。

　　人性之外还有政府，亲情之外还有国家。我们祈愿，不论是左云、熊爱国，还是依旧躺在病床上的左喜军，他们“并非独自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