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共富时代”必须面对的公平命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四五的红色警戒线，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已箭在弦上。而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财富分配的语境已改变，相应的财富分配路径亦应做出改变。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蛋糕”已做大，进入“共富”时代的条件已然具备。(8月15日中新社)

　　在一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这则新闻同样是很吸引公众眼球的。在各门户

　　加之此前诸如一些垄断企业“自觉”减薪、“部门利益掣肘”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在收入上要“调高、扩中、保低”等信息的传播和表达，都在有意无意地给百姓这样一种暗示：工资的调整、收入差距的缩小甚至“平均”，已经成为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关键词，“共富”就意味着“平均”。如此理解“共富”显然是狭隘的，没有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上把握和领悟当前社会语境下“共富”的精神实质。

　　笔者认为，此“共富”已经非彼“共富”。由“先富”进入“共富”，此时的“共富”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共富”。不可否认，“钱”应该是也必须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收入分配上“调高、扩中、保低”也应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先富”进入“共富”就是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老路。“共富”应该是让更多人更公平地共同分享改革成果，而不仅仅是由于弱势群体一些基本权利的丧失，而让某些特权阶层窃取发展成果。

　　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的那样，“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现在的“共富”其实就是通过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改进从而形成对贫困者一种“基本能力”的扶持和帮助，而不仅仅是在收入上“拉平”。近年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然而，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显然不只是由于收入本身低的缘故，而是像阿马蒂亚·森说的，是人们不具备某些“基本能力”的结果，比如民众不像富人那样拥有经济资源配置的控制力、话语权，比如社会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比如官商勾结，比如垄断，比如市场机会不均等、公平竞争机制缺乏等等。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艰难平衡，确实是已经进入“共富时代”的中国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笔者认为，如果以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扩展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基本能力”作为所有民众都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必要条件，那么“共富”就应该是公民“基本能力”的增加和基本权利半径的扩大。有了这个理念和制度价值目标的支撑，中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却可真正“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