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网络版 曹林
自胡戈恶搞陈凯歌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搞成名后，网络上恶搞短片泛滥成灾。据报道，广电总局正准备出台管理条例，对视频网站放任自流的违规现象进行“围剿”，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8月15日《财经时报》）
说实话，笔者也非常反感那类让赵本山变成女人、让林黛玉穿三点式、让诸葛亮吃
伟哥之类恶俗低级的恶搞———但我以为，对恶搞的限制应该主要来自民间内在的娱乐自律和文化自治。
公权力要对公民的一种自由权进行限制，起码要遵循一种必要性原则：即依靠民间自治、行业自律等手段不能控制，被证明属于民间自治失灵的领域。社会自身是不是没有能力对这类低俗恶搞进行治理呢？我看不是，如果恶搞越过了公共道德底线，公众自然会对其进行讨伐。比如一个叫胡倒戈的网友前段时间制作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整日大做明星梦，他的红军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一心想参加“非常6＋1”的烈士母亲梦中情人是李咏。由于这种恶搞触犯了公众的心理底线，所以八一电影制片厂对其的谴责声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胡倒戈”也很快公开表示道歉———对《闪闪的红星》的拒斥表明了民间在对待恶搞上的自治能力。
对恶搞消解“红色经典”，前几天《光明日报》邀集了新闻、影视、网络以及高校的部分知名人士召开了一次“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与会者从道德、法律、文化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无节制“恶搞”种种危害，一致呼吁要“刹住‘恶搞’之风”，这种呼吁也得到了不少网络和网友的响应———这也是民间自治在限制恶搞上一次努力，这种民间内部的舆论排斥是对低俗恶搞最有力的限制。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公权力真想对恶搞进行限制的话，应该竭尽所能地在既有的法律法规中寻找限制恶搞的规章条文，而不是专门为之重新出台一个规定，设立一种新的许可。比如对《闪闪的红星》的恶搞，可以从《知识产权法》中找到制裁其的理由；对赵本山、李宇春等形象的恶搞，可以从“肖像权”入手进行限制，这既是对“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尊重，也是对“许可设置尽可能地少”原则的遵守。恶搞的方式除视频外，还有彩铃恶搞、真人恶搞、油画恶搞、图片恶搞等，如果凡遇恶搞便要立个许可门槛，是不是对彩铃、油画、图片都要专门设立一种许可限制了？
（编辑：付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