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语境模糊动机可疑

　　名师名校蜂拥而起抢占国粹地盘

　　“国学复兴”之风势头骤劲。复旦大学哲学系刚宣布要在今年9月开出沪上首个“国学班”，清华大学也要于10月在上海开设面向企业家的“国学班”。清华的“国学班”学费每人26000元，复旦的价码为每人38000元。

　　热闹归热闹，却也相当滑稽。

　　古代确有“国学”一词，但根本与现在的含义不搭界，指的是国家办的学校。近现代“国学”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的语境，或者说语境压力。张岱年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其实，岂止“区别”那么简单、轻松。“国学”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应付西学东渐的压力。

　　与“国学”同时出现的还有两个概念，那就是国故和国粹。我想，这两个概念彰显了国学研究的两个方向，或者说两大流派，即，“国故派”和“国粹派”。前者以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胡适提出来的，作为留美的海归博士，胡适倡导整理国故运动，以在对国故进行西化。在文化守成主义者看来，他的用心不可谓不险恶，他不是在维护而是要消解中国本有的学术。于是，“国粹派“抬头，他们研究中国传统，完全是为了无条件地保护它，原汁原味地继承它，大张旗鼓地弘扬它。如果说前者还是理性的研究的话，那么后者几乎是非理性的信仰，不让人对传统说半个“不”字。前者以成立于1922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阵地，后者以成立于1925年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部为营垒。前者有《国学》杂志为其摇旗，后者有《学衡》为其击鼓。当时，北大以旧学称，所以蔡元培、胡适他们要革故鼎新；而清华以新学盛，所以曹云翔、吴宓等人要溯往追昔。

　　其实，文化革命不是西方文化侵略的结果，而是国人自己选择或者说故意利用文化的结果。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在很多人眼里是“国粹派”意义上的。问题是，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西方文化的压力，那种意义存在的依据和价值就值得怀疑了。于是，出现了许多名不副实的场面，出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表演，还有利欲熏心的商业化操盘。

　　前一阵，鲁迅被评为“十大国学大师“之一，受到很多人的质疑。那些人基本上是“国粹派”，而鲁迅是站在“国粹派”的对立面的，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然不能见容于国学大师之列。可以看出，目前有些所谓国学人士不仅保守而且狭隘，封建专制意识浓厚，容不得反对派。但是，鲁迅反对的与其说是国学本身，还不如说是国学研究领域的国粹派。他自己国学根底深厚，因此对那些徒有虚名、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国学家颇有微辞，但对真正的国学家是很尊重的。如对大家公认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鲁迅就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西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压力下的语境已经被转为商业化的语境，国学也沦为了某些人欺世盗名和牟取暴利的工具。招生条件之苛刻，收费之昂贵，简直是“国学大门八字开，有志无钱莫进来”。那些男董事长和女总经理都是大忙人，在短短那么一小段时间里，哪怕是孔夫子亲自上讲台，能学的恐怕也是“多乎哉？不多也！”至少还不如中文系一年级的新生学得多，学得扎实。国学包罗万象，对于许多文科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与国学相关的课程一直在学。董事长和总经理平常接触不到，所以才觉得新鲜、稀罕，以“国学”名义来糊弄他们的钱袋子，也最容易。

　　北塔（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