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打狗多点理解

　　8月15日《生命时报》报道，一段时间以来，狂犬病疫情加剧和媒体报道的打狗行动引发社会广泛讨论。今年7月底以来，因连续发生人畜被狗咬伤后患狂犬病死亡的事件，云南省牟定县掀起了一场“打狗风暴”，5天时间内全县5万只狗被全部扑杀干净。据新华社报道，山东济宁市截至8月3日，先后有16人因狂犬病死亡，该市采取措施，在出现狂犬病病例的村庄，扑杀5公里范围内的狗；5公里至15公里范围内，畜牧部门为狗强制免疫。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打狗行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甚至遭到一些媒体的猛烈批评，主要是指责地方政府日常对养狗疏于管理，面对疫情举措失当等等。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荒唐言论：“今日可以棒杀伙伴（指狗类），谁敢保证他日不会棒杀同类？一个这样的民族的崛起，怎能不引起他族的恐惧。”真是十足的谬论！

　　面对狂犬病疫情对人生命的威胁，作为地方政府，在人的生命和狗的生命之间，必须选择前者，这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一个地方政府基本的行政职责。一方面疫情如火，死亡病例在攀升，一方面行政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都很有限，政府当然首先要确保人民生命无忧，而不是首先考虑狗的权利。

　　当然，打狗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比如云南牟定县全县5万只狗全部被扑杀干净，即使按规定接种过疫苗的狗也不能幸免，这就有点过头了。对养狗的日常管理，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放任自流的问题，极个别地方的管理甚至就意味着收费。这当然都可以批评，以督促有关部门提高管理水平。但这只能是后话，一些地方在人的生命面临疫情威胁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威胁，其次才是反思管理问题，否则，就无法体现人权的至高价值。

　　有人说，国外的政府都能很好地管理养狗，中国的政府为什么做不到，一有疫情就打狗，实际上是一种懒政的表现。这话也不一定对，不能什么都和国外比。在法治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公民是高度自治的，人们普遍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培育了成熟的公共道德体系，因此公共管理机构和公民之间很容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管理成本很低，像养狗这样的事，一般成不了什么社会问题。但在中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处在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意义上如此，道德意义上同样如此。我们很多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还需要强制推行，这正是我们社会运转成本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深层原因。要理解这个道理，只要到大街上看一看随便闯红灯的路人就知道了。连过个马路都需要有人来管，管理成本能不高吗？很多地方的情况是，你放开了，降低了门槛，就群起而养之；你提高门槛，就会有人偷着养。不管怎么养，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但不给狗打疫苗，还让自家的狗在街上乱跑。这些问题，不是简单指责政府部门能解决得了的。

　　对于养狗管理，政府有关部门确实应该总结经验，接受以往的教训，探讨更加良性的治理方式，尽可能不再出现一有疫情就打狗的局面。对于狗伤人传播狂犬病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命权，有必要修改有关法律，追究狗主人的刑事责任。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人权保障都是第一位的，绝不能让狗权压过人权。

　　吴奎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