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复兴”启示录

　　端午节，深圳大学“端阳社”16个汉人穿起汉服，聚集在深圳大学文山湖畔祭拜屈原；8月13日的《广州日报》则推出了一个叫罗冰的MM穿汉服逛街的故事，据说她还是“汉服复兴”组织的核心成员；今天南方都市报A46版，又登出了一个穿汉服打太极拳的翟志强。

　　再联系到近来颇吸引大众眼球的什么读经热、“孟母堂”、国学班等等等等，似乎在中国大地，从民间到官方都兴起了一股回归传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从某种意义

　　当然，很多人的努力是真诚的，但对很多传统文化复兴的狂热鼓吹者而言，这背后似乎有着更深层的经济的动机——不过是挂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自己手头掌握的文化资源，或为了自抬身价，他们未必把传统文化真当一回事。像这种人，只要他们所做的事是合法的，我们大可不必去批判他们动机不纯，尽可随他去，因为他们在客观上会起到促进作用。

　　在现代社会，如阿伯克龙比所言：“现代消费不光是概念的消费，它还是一种游戏的消费，特别是玩弄意义的游戏消费。”可关键在于，制造意义的人却往往不是消费者，而是各类产品的制造商，消费者不过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

　　如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天瑜所说：“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人为生造。”仅仅靠穿汉服逛街或祭拜屈原就想复兴传统文化，显然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每个时代都有适合自己时代特征的服装，它们之间分不出什么高下来。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因为我们汉族的服装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大，干活打仗都不方便，赵武灵王就进行了著名的“胡服骑射”的改革，可汉民族的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何况，继承并不等于模仿——每一种器物或礼仪在一定的文化语境里都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如果硬生生地将它从所处的语境中移植到另一种语境时，它的社会功能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汉服只宜出现在博物馆或舞台上这些特殊的场合，而当穿到现代人身上在现代化都市招摇时就有些怪异了，当然，作为练太极拳时穿的服装还是可以接受的。

　　文化学家们将文化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其内核就是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器物上的模仿为文化的继承正好说明了模仿者本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萎缩，因为继承的另一面即是创新，继承的真义并不在于外在形式或器物上的相似，而是精神上的一脉相承，即“得意忘形”。□宕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