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向外资并购的新规致意

　　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在我以前的文章中，用过“致敬”、“欢呼”这样字眼的标题，但常常却不无嘲讽。有时候，嘲讽过于隐晦，以致读者误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今天，我倒是真心

　　让我怎么说呢？一句话吧:这是新中国迄今为止，包括所有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规章在内，唯一在行文准确性、逻辑性和可实施性方面达到了(至少是接近了)国际水准的法律法规性文件。这句话说得或许有点大，因为我没有通读过中国全部法律法规。那就往回收一点吧:这是在商业领域，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达到了国际行文水准的法律法规性文件。在这部法规中，再没有出现“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这样的奇怪论断，再没有出现“一般不得”这样奇怪的立法语言，而且几乎避免了用“可以”来说明一种本来就没有被禁止过的权利——而在中国以往的立法中，我总是碰见诸如“公民可以睡觉，也可以吃饭”之类让人哭笑不得的特别说明。

　　也就是说，不论其内容对错，这部文件的形式是出色的。而法律性文件的形式是能够决定其内容的。一部充满道德性判断、语意含混、逻辑不清、程序漏洞百出的法律，不管其用心多么好，思想多么精辟，必定是一部无法执行、在实践中会被习惯性违反的法律。在商业领域，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整体上不幸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以至于违法在中国几乎是商业活动的常态。

　　我难过的是，到目前为止，媒体似乎并不关心这一点。倒是不少媒体在爆炒“新规加强对外资并购限制”，揣测其出台与徐工并购案之间的关系，乃至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产业利益的高度。我早就批评过国内财经媒体，多有泛政治化倾向。其实国内商业环境本来就受政治影响过多，财经媒体却还喜欢添柴加火，动不动就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口号性大标题，对于真正从事商业活动的读者来说，实在是毫无裨益。对外资并购新规，也是如此。这样一部法规出台，必定是长期酝酿的结果。一定要把它和某个当前炒得火热的并购案联系起来，是头脑过于简单的新闻哲学。

　　作为一个自身有涉足并购行业的人士，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于任何真心实意想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投资人，外资并购新规都是一个重要利好。有人说新规在某些方面“收紧”了。其实西方商业法律在程度上的严苛，和国内相比，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个环境下杀出来的外国投资人，并不会太在意法律严谨，他们更担心的反而是法律松弛而含混，前后不一，朝令夕改，叫人无所适从。一部严谨法规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限制的不仅是商人的行止，也会同时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法律法规越严密，政府行动就越有章可循。一个不照章办事的政府，才是商业社会的最大祸害。外资并购新规当然不会没有具体细节上的可商榷之处，但整体来说，它为政府和企业双方，设置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游戏规则。

　　我关心的是，这部法律是会为中国法治水平在总体上设置一个新的标杆呢，还是个别部门、个别官员职业精神的昙花一现？在中国商业法治建设的以往历程中，可是充满着“白天爬上三尺，夜晚滑下两尺”的蜗牛爬树故事。更何况，中国的法律多由行政部门起草，而每个部门之间的情况实在千差万别。政出多门，不但水平一定会参差不齐，规定之间也难免相互打架，破坏到法律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我一直以为，鉴于立法对法治建设是不言而喻的极端重要，立法过程必须职业化。立法机构成员应当是全职的民意代表，配备专业的法律支持队伍，而不能是一年只聚在一起开两周会的业余参与者。由职业化的全职民意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才能真正普遍地提高立法水平。

　　(作者系ManattJones国际咨询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