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若干年前，“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来自于孩子们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的感叹。但近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组织的一项共有近万人参加的社会调查显示，有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其中有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还有39.2%的人觉得“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看来，无论是想学习的还是想找工作的，对大学的满意度都严重下降，由此折射出公众对大学出现的功利化倾向的焦虑。
我们常常喜欢把教育功利化的鞭子抽打在教育产业化身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产业化”不等同于“商业化”，更不等同于“功利化”。国外很多著名高等学府的例子告诉我们，教育产业化与教书育人并不矛盾。无论斯坦福大学还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是私立学校，按理说应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才对，可是对于教育这个特殊的行业，先不谈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责任，这些学校的“老板”们都清楚，你越是追求商业价值就越有可能得不到。功夫在诗外，他们在坚持从严治教的同时，摸索出一套利用大学的科研实力使学校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中心，通过与工业的联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教育产业化之路；同时，依靠大量的社会募捐，使大学的经费问题得以解决——他们绝不容许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的公共机构和追求真理的场所”这一根本立场发生动摇。相反，我们的所谓产业化是见钱眼开、急功近利的产业化，是没钱莫进来的产业化，这是被误读的教育产业化。
首先，在一个还不成熟的市场环境里，急功近利几乎是所有市场主体的最佳选择，社会的功利化无处不在。如果把接收大学教育单纯看作是一种投入产出的经济行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期待这种回报会很快到来，教育毕竟不能等同于炒股票，不可能及时套现。其次，一个浮躁的社会往往愿意寻找一种最低成本的评价方法来区隔市场主体的优劣，于是一种简单而拙劣的评价方法便会应运而生。包括高考生在内的学生、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机构，考核的标准一旦量化，就会很现实，就会使所有的学生或者学校为了完成考核的目标而倾其所有。考核虽然能暂时分出个上下高低、优良中差，可是相对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长远教育目标来讲，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几乎束手无策，这是最让人无奈与慨叹之处。(徐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