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结婚啦

　　□实习生潘晓凌□刘洋

　　这一代人同时在被妖魔化和在被蜜糖化的双重社会舆论下生活。童年时期孤独地玩着洋娃娃或玩具枪，难得接触拖把与洗碗布；长大后被命名为“80后”，并被贴上了诸如“自我、物化、无责任感”之类的标签。当大家还在把80后当一帮孩子说事的时候，他们居然要成家生子了……

　　这是一组对80后婚姻生活的朴素记录。事实上，目前踏入婚姻的还只是80后中的少数，他们踏入婚姻，也许是因为精神层面更注重家庭的价值，也许现实层面恰巧有着来自父辈的坚强经济支持。因为先行者的特殊性，这几个人物的故事也许并不能作为80后的主流样本，他们的轻巧生活也许并不具有典型性。惟一可以确定的是，80后，新的演出开始了，而这新的演出，也注定将承受各样的评论目光。

　　我们试图通过这组故事来呈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诞生的特殊一代，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长大成人的一代，当他们开始以婚姻的形式宣告承担新的责任，他们可能碰撞什么？又可能建设什么？他们将与周围世界发生怎样的互动？自己又会怎样在婚姻中继续成长？

　　结婚吧———

　　“爸，不好意思，没提前说一声，就结婚了”

　　他们喜欢我行我素，因为他们是80后。他们偏偏又不能我行我素，因为身后有太多双亲人的眼睛。结婚到底是两个人的事，还是两个家族的事？也许，我行我素并不意味着不懂妥协。

　　婚姻就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现在，80后的“孩子”陆续从“光脚”走向“穿鞋”———比如说24岁的独生子龚伟，在手机换了二三十部，感情飘摇了N次之后，终于决定结婚了。

　　这事犹如一颗炸弹，把朋友们给震懵了。2006年8月11日，龚伟走进广州东山广场25层一间办公室，递上一张请柬：“哥们，8月19日，别忘了！”对面人愣了几秒钟，上下打量了龚伟一番，“小子，咋回事啊？”

　　这种反应对龚伟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每个熟人，包括母亲，都说他是典型80后小孩，想起一出是一出，龚伟对这一定论并不服气，我是80后，但和普通人没啥两样，现在，和上代人一样，我开始承担责任了。

　　对于这一决定，女友小悠起初也心存疑虑。2006年6月5日，供职广州某报的男友把她吓了一跳，“明天的日子多吉利啊，我们结婚吧。”小悠满脸犹豫，“是不是太早了？”

　　相处6年，公务员小悠清楚小自己两岁、1982年出生的男友，聪明、贪玩、自小一帆风顺、爱乱花钱、招女生喜欢、不喜欢被束缚。此前，家教甚严的这位独生女不止一次有结婚的想法，但没想到求婚来得那么快。

　　“我是还没玩够。”龚伟承认提出结婚完全是为小悠着想，“她今年已经26岁了，我得对她的未来负责。”再说，“结婚证不就一张纸嘛，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领“纸”果然是小事一桩。6月6日，两人到民政局登记，只办了基本手续，没参加证婚仪式，也没拍照片。龚伟觉得，两个人奉命穿上有领衬衣，站到工作人员面前，听他宣读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最后两个脑袋凑近镜头，笑，“咔嚓”，150块，不土不洋，还贵。

　　领完了“纸”，两人照例上班、各自约会、到小悠父母家吃饭、一起回家——龚妈妈出钱为两人买下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

　　情绪的波动一个月后方才荡漾开来。7月中旬的一天，龚伟去取户口簿办理护照，工作人员“啪”的一声，在“婚姻状况”一栏盖上“已婚”，他的两脚顿时像胶泥一样，软作一团。

　　“新身份就这样被固定下来啦？”龚伟茫然失措，这才开始思索未来：还能不能和朋友喝酒、飙车、泡吧、偶尔泡泡妞？是不是不久后要生小孩做爸爸了，可我自己还是小孩……也许婚姻不仅是对小悠负责那么简单，龚伟这才觉得后果挺严重。

　　觉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还有殷妈妈。今年7月，她从湖北老家到北京看望在软件公司工作的儿子殷柏，收拾屋子时，傻了眼——儿子和女友程桐的结婚证大大咧咧地躺在抽屉里，登记时间是2006年1月4日。

　　“暴风骤雨”在两个年轻人下班回家后倾盆而至。殷妈妈埋怨：“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跟我们商量？”程桐的爸爸则在话筒另一端怒吼：“你们太不尊重家长了！”

　　“这跟尊不尊重有什么关系？”忆起一个月前的家庭风波，供职于北京某IT公司的程桐至今仍然觉得委屈，“结婚是我们两人自己的事情啊，为什么要跟家人商量？”程桐否认这个做法有叛逆之嫌，“并不是我们摧毁了什么，而是传统已经在瓦解。”在她看来，传统婚姻是两个家族的关系，联姻之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现在，宗族的纽带逐渐被个人的自由发展冲淡，婚姻缩小为两人之间的关系了。

　　虽然心里不服气，在殷柏的劝说下，程桐还是向父亲道了歉，“不好意思，没提前说一声，就结婚了。”

　　两对年轻人的草率行为都将以一场盛大的婚礼作为结束。

　　8月19日，龚伟和小悠的婚礼上，将会有30桌的客人为他们祝福。既然是“规定性动作”，何不将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这几天他忙着给广告客户发请帖。“这是个联络感情的好机会。”

　　程桐那一对原本想简化婚事，父母已拿出20万为两人付了首期，不想再增添他们的负担。但程妈妈的话里丝毫不留商量余地，“我们家就你一个女儿！”殷父则强调，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双方家庭的大事！并不激烈的讨论很快结束，程桐与殷柏决定年底回湖北老家办酒席。

　　殷柏的同学小汤应邀参加这同龄人中的第一场婚礼，顺便携女友亮个相。在他看来，率先吃婚姻葡萄的同龄人身上多少有些共性，比如：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点，或者说更愿意体贴父母的传统心思，而且一定是长辈能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的，毕竟在大城市买个房不是容易事。

　　两个人———

　　“凭什么我要给你端水？”

　　两个人的日子怎么过？怎么样柴米油盐，要不要白头偕老？80后的婚姻没有定式，可以确定的只有：“我要的不是过日子，而是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交房款时，龚伟在购房合同上一笔一划写下小悠一个人的名字。他说，自己是典型的顾家的巨蟹座男人，这个决定是慎重的，“万一以后出轨，至少能给她留套房子。”

　　“不是对未来没信心。”龚伟将半截香烟重重地摁入烟灰缸。他仔细分析过心底的声音：其他女孩，只是喜欢和她们玩玩；而小悠，我会为了等她，静静坐上一晚。“这种感觉让我想结婚……但我没法承诺将来。10年、20年后，会是怎么样？谁知道！”

　　较之对感情闪烁其词的龚伟，程桐对“与子偕老”充满自信。不过她仍能理解周围不那么在乎结果的朋友，“选择太多，变数就大，不管怎样，大家都是为了过得幸福。”她的朋友多数仍然单身，有的是受经济之困，有的还没玩够，有的没想好跟谁过日子，有的没想通同居与结婚的差别。较为统一的态度是，只要父母不逼，就不考虑结婚。

　　尽管对未来的态度不明朗，龚伟还是很认真地考虑新婚后的生活。“我要开始存钱。”他目前年薪10万，正计划每月交1000块给小悠存进银行。不能再多了。在他的生活“方案”中，首条大忌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我要的不是过日子，而是过幸福快乐的日子！”而构成后者的要素包括：每周看电影、逛街、唱K、泡吧。说起来，也正是因为他会玩耍能逛街，才能力克群雄追到小悠。

　　相比之下，程桐与殷柏的生活安静许多。两人周末去看电影、打保龄球、听音乐剧，还在新浪上开了一个情侣博客，闲时相互写些日记、随笔，以及一些只有两人看得懂的“密码”。如今，两人的博客已经写到了第10页，点击率过万。一次程桐出差回来，打开电脑，发现博客上新添了一篇文章，“百合花等待桐桐回家”，程桐的眼泪立即流了下来———当初殷柏第一次送花时，她曾问，下次还会送吗？这位北大工学硕士认真考虑了一番，回答：原则上不会，花送一次就行了嘛。———看，这不又送了吗？

　　浪漫归浪漫，在家务问题上，双方的分工近乎德国式的严谨，比如洗衣服一项，程桐负责归类衣物、放入洗衣机，殷柏负责倒洗衣粉、启动机器，最后一项晾衣服，则由两人分担。

　　做饭菜也是，同一道菜，两人各掌勺一次，随后给对方的“作业”打分。经过一番严格论证，再划分各自的管辖范围。

　　平等精神与谈判原则还深入到两人的争吵规则中———轮流呈辞，以理服人，争辩时间必须均衡。一天晚上，一部韩剧悬念揭晓，殷柏从床上一跃而起：“我方赢了！”程桐点头认可：好，我承认失败。如此，已持续一周的争辩才告终。

　　平等合作的持家理念并非见诸所有80后家庭。上海一所中学的老师，田妮与小汪的磨合期就颇为“坎坷”。新婚不久，两人请几位同事来家里吃饭，炒鸡蛋时，田妮觉得分量不够，环顾四周后，决定用色调相近的玉米粉搭配。结果可想而知———朋友礼节性地赞美了几句，小汪却不买账，丢下筷子：炒的什么呀？太难吃了！

　　———这可是我第一次做饭，你一点都不给面子！

　　———第一次也不能做得那么难吃啊？！

　　———那你自己做啊？！得，你也不会做，凭什么说我的不是？！

　　……

　　一天晚上，田妮下班回家，倒了杯茶，倒在沙发上看起电视来。小汪沉默良久，终于爆发：你为什么不给我倒一杯？田妮立即弹了起来：凭什么我要给你端水？素日“积怨”瞬时爆发，气急之下，小汪拨通电话告状：妈，我娶这个老婆有什么用？什么都不会做！田妮抢话筒抢不着，急得在一边直跳。婆婆让小汪把话筒换成免提：“你们两个小孩，把别人的关心和爱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啥时觉得自己错过？”

　　“当时我就愣住了。”田妮长这么大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小汪也沉默了，这个在家呼风唤雨的独子，每当与人产生矛盾，首先想到的是指责对方……当晚，两人争吵演变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检讨交流。

　　如今，小汪一回到家，田妮总会及时递上一杯热茶，小汪也学会了在适当时候说些违心的恭维话。目前田妮对婚姻的理解是，两个人一起成长、成熟。

　　上一代———

　　“我女儿的那个小朋友……”

　　传统的嫁姑娘、娶媳妇的意义已改变，两代人之间更趋向朋友关系，长辈们早有心理准备：“指望他们照顾我们两个老的？甭美了！他们照顾好自己就够让我们省心的了。”

　　一提起女儿的男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李老师开口便是，“我女儿的那个小朋友……”

　　“小朋友”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与李老师的女儿是高中同学，两人都出生于1984年。在李老师眼里，“小朋友”阳光，聪明，动手能力强，贪玩。两人都讲究形象，房间都凌乱；两人都挑食，但从不做饭。研究青年心理的李老师倒不担心两人今后在一起过日子会出岔子，为啥？两人都喜欢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的，反挺合拍，怕的就是一人爱干净，一人邋遢，那才闹心。

　　至于小孩尽孝道，李老师称“想都没想”，在他看来，女儿、未来女婿和长辈的关系“倒了个转”，“指望他们照顾我们两个老的？甭美了！他们照顾好自己就够让我们省心的了。”

　　李老师打算在女儿出嫁前，送她去家政班培训一阵子，以防两人“过家家”时一片兵荒马乱。他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曾有报道说：对已成婚的“独生代”跟踪调查结果，经济不独立、“家务低能”是“80后”在婚姻生活中的“软肋”。被调查的小家庭中有30％聘用计时工来做家务，20％由父母定期为其整理房间，80％的家庭长期在双方父母家里“蹭饭”，30％的夫妇自己的脏衣服要拿到父母家里洗。

　　龚伟的岳父岳母倒不叫女婿“小朋友”。“他们背后叫我小孩。”

　　龚伟不太在意岳父岳母对他的评价，在他看来，经济不独立是没办法的事情，思想独立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是两代人，一些观点无法沟通实属正常。比如说，岳父让他联系婚宴嘉宾，龚伟说您认识人多，办事要合理分工；岳母认为他花钱大手大脚，龚伟反驳，钱不是存出来的，而是赚来的；岳父说他事业心不强，龚伟却言，现在流行居家男人。

　　虽然存在代沟，龚伟还是很尊重岳父岳母，在他看来，孝顺的最好方式是对小悠好。在家里，龚伟包下了所有家务活，包括做饭做菜。至于对长辈的义务，龚伟过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孝顺费？暂时没必要给。”

　　和龚伟的岳父岳母相似，许多父母尽管对子女们的生活能力、责任心满腹抱怨，但仍会尽心尽责地揽下所有“后勤”事务。程桐和殷柏现定居北京，殷柏妈妈每次来小住，都会从里到外地把房间打扫一遍，还不时对两人生活进行具体指导：

　　———你们洗澡完干嘛用浴巾？还是用毛巾好。

　　———怎么还老爱吃卡乐B？多大的人啦！

　　———买菜不能只挑颜色呀，要注意营养搭配！

　　……

　　在同样诸事亲劳的婆婆面前，万灵算是接近传统的乖巧媳妇了。这名26岁的独生女是成都一所中学的老师，每每眼瞅着晚餐快结束，立马从椅子上蹦起来收拾碗筷。与婆婆撕扭了几次后，终于夺得了洗碗权。万灵说的话让婆婆听着舒坦，“您放手让我做些家务活，把我慢慢培养成您的好媳妇，要得不？”

　　虽然深得婆婆喜爱，万灵还是想拥有两人的空间，与先生买房另住。但双方父母都是工薪阶层，让他们付首期，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两人目前的力量远远承担不起，何况现在她已经有了身孕。

　　程桐也有相似的隐忧，他俩取消了明年初去欧洲旅游的计划。为两人的婚事，双方父母几乎掏出了所有积蓄。程桐觉得很惭愧，“从读书到结婚，全是父母在埋单。什么时候，我才能孝顺他们？”这一问题，程桐曾在电话里与父母讨论过，长辈的意见是，“心意领了，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

　　事后程桐想，幸而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否则……“要是有个姐姐或哥哥一起承担，该多好。”

　　下一代———

　　“要小孩干嘛？我们自己还是小孩！”

　　独生一代再生独独一代，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一堆问题颇费思量。“现在我们还是小孩，怎么去养小小孩？……也许……要相信婚姻会让我们长大，孩子肯定会要的，就是个时间问题。”

　　目前，李老师对女儿和“小朋友”只有一个希望：快生小孩，而且生两个，让家里人丁兴旺。———尽管那对小家伙还压根没有考虑结婚的事。

　　生还是不生，这或许是两代人矛盾的焦点所在。爱玩的龚伟力主“丁克”——英文DoubleIncomeNoKids的首字母缩略词，意为“两个人，没小孩的家庭”。但能“丁”多久，他心里没谱，“我妈就我一个儿子，我能给她断后吗？……何况，我们现在还靠父母养着。”

　　除了满足父母心愿，他找不到生小孩的其他理由，何况生小孩很疼，还破坏夫人的身材。

　　一则刊登于哈尔滨《家报》的报道说：26岁的李婷在刚结婚时，主动申请要生孩子。她的“小九九”是，早过这一“关”，好恢复身材。怀孕期间，全家上下把她当成了“大熊猫”，让李婷觉得打对了算盘。但生子任务一完成，她就发现被冷落了。以前都围着她转的父母、公婆、丈夫，现在全忙着照顾孩子。最让小妈妈忍受不了的是，婆婆为了让她下奶，总熬各种各样油乎乎难以下咽的汤劝她多喝。每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是一句话：“现在就不要考虑自己了，一切要以孩子为重……”“可着孩子！可着孩子！谁可着我啊？”终于一天，李婷歇斯底里地发泄了心中的不满，小妈妈和孩子一起号啕大哭。

　　“我很理解这位主人公。”看到过这篇报道的程桐说，“因为我也做不到像我的妈妈那样无私。”她有些困惑，为什么母爱的力量足以让人把所有心力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能成了她的生命。“这不符合逻辑……”程桐的惯性思维是，付出必须得到对等的回报。

　　准妈妈岑兰倒不认同这观点。“也许真当上母亲，就不会那样想了。”她的意思是，等孩子生下来了，自然就像长辈女人一样享受做母亲的快乐了。2001年8月，这位25岁的声乐专业漂亮女孩在一场联谊会上与警察李凯相遇，4年后穿上了婚纱。再过几天她便要生BB，为此她已经几个月不做皮肤护理不化妆了。岑兰称其为“值得付出的重大牺牲”。不过进医院前，岑兰特意逛了一次街，挑回一套护肤品，“孩子一生下来，我要好好补偿脸蛋。”

　　要不要生两个？一个现实问题是，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变成了“4＋2＋1”——4个老人养育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结婚后又只生一个孩子，对老人的赡养就成为大问题——空巢问题怎么解决？病了又该如何是好？过年时很多人都会为到谁家团聚争得面红耳赤，另一些争执也将注定不可避免，比如孩子的姓氏争议。

　　哈尔滨《家报》还报道了这样一件事：随着独生子女生育高峰的到来，孩子“冠姓权”争夺战逐渐多了起来。志强和小丽的“宝宝姓氏争夺战”是这么打的：小丽家一脉单传，希望有“后”，小丽也觉得怀孕、生子都是女人的事，受苦、遭罪的都是女人，可到头来孩子却随父亲的姓，太不公平了！这可难为了志强一家，争吵不可避免，最后结果让双方长辈很惊讶，小夫妻把各自的姓氏加在一起组合成“复姓”，再加上名字，就有了一个四个字的名。

　　上海的中学老师田妮还不敢考虑要小孩的事。“80后”不是不会算账，田妮眼看着身边同事要了小孩后的辛苦日子，养个小孩每月至少1000多元，而田妮自己薪水不过每月2000元。将来如果条件可以，她想要两个孩子，倒不是为了解决姓氏问题，在这点上她和北京的程桐想法一样。“独生子女个性太独，很难交到朋友，两个孩子一起生活，更利于健康成长。”至于小孩将来怎么教养，田妮的回答颇为坚决，以陪孩子写作业为例，“晚上11点，孩子还没写完的话，那我就不管了，超过这个点，我就睡不着。”

　　生，还是不生？貌似坚决的“丁克”龚伟，犹豫显而易见。他一会儿表示坚决不要孩子，一会又表示早晚会要。

　　“要小孩干嘛？我们自己还是小孩！”每到龚伟这样说的时候，小悠就热情附议并附解释，“养小孩太麻烦：哭了，要哄；会走路了，要天天送他上幼儿园———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他？”

　　可转头她就会担心，两人都是家里的独苗，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这时龚伟会说：“孩子肯定会要的，就是个时间问题。要相信，婚姻会让我们尽快长大。”

　　说完这话他自己又摆摆手：“如果孩子的事真把我逼急了，就告诉他们，我不行，OK了吧。”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马立明、王璇对本文亦有贡献)(P1175101)

　　80后感情“严肃化”的程度降低了。他们也许会觉得白头偕老是一种目标，不过没有白头偕老也不是很严重的事。IC／图

　　对于80后，婚姻不再是传统的过日子的概念，好玩与否成为一个评判标准，如果不好玩干嘛结婚呢？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