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天价写作班”进行道德审判

　　□薛涌

　　在我看来，指责“天价写作班”本身没有太大意义。这个写作班，不过是个失败的商业模式，不仅赚钱有限，而且引起公关危机，砸了牌子，以后再难经营。我们需要批判的，是这一“天价”成立背后的问题。

　　“天价”能炒得这么高，就在于人们接触不到这些名教授，使他们的神秘感太强。这种神秘感，又是基于我们大学的封闭。

　　下面是写在招生小册子上的一段内容：

　　北大中文系校外教育课程，是诞生于未名湖畔的缔造中国写作的“黄埔军校”。教师是北大中文系的正式教授和国内知名作家、文学家。这一课程，在教学内容、课时、任课教授、学术要求等方面，和北大中文系的正式课程完全一致。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毕业，将被授予北大文学学士学位。和北大正式课程惟一不同的地方，是在晚上和周末上课，学生不住校。同时，一年全日制课程的学费，仅900元人民币。这一课程的目的，是给那些当年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希望在工作之余圆一圆大学梦的人，还有那些上不起北大，或者没有考上北大的人，提供货真价实的北大教育。

　　这难道不是一个梦一样的事情吗？可惜，这确实只是梦中才会发生的事。这则广告是我虚拟的。不过我并非凭空捏造。我写这则广告时，有两个蓝本。一是最近冒用北大之名的所谓“青春写作旅”的虚张声势的广告词，一是哈佛大学的校外课程的实际操作办法。这两个机构，都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不过，在我们这里，“青春写作旅”被办成了被人们普遍声讨的“天价写作班”。如果按哈佛的规矩办，那么就应该按我所虚拟的广告词来经营。

　　一

　　当“天价写作班”成了人们热议的对象时，一些读者给我写信：“你为什么不声讨？”对我来讲，这确有难处。这倒不是因为我是北大中文系出身，写作班拿来作广告的曹文轩教授是我大学时的班主任。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点立场，和公众的情绪并不相合：第一，北大和主办单位都声明此事和北大无关。从行政上看，这件事似乎确实和北大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写作班的教授们，无法为“天价学费”承担责任。他们只是和主办者打交道，不管拿多少钱，都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既不犯法，也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他们顶着“北大教授”的名字出去讲课收费，也未尝不可。因为“北大教授”这个身份，也是他们个人成就的一部分。几个文人风花雪夜一番，顺便收几个钱，就像知名书法家给人家写几个字，拿些“润笔”一样，似乎没有必要引起这么大的公愤。但如果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出去给人家当“独董”，同时又介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让给自己钱的企业从这些决策中受益，这里产生的“利益冲突”，才涉及重大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不过，公众的愤怒并非全无道理。这种天价写作班确实不是个美丽的事情。那么，公众的愤怒道理在哪里？今后怎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理清这些问题，就无法就事论事，而需要把这一事件放在我们的教育理念的大框架中看。

　　这个写作班8天收费4900元，听课一天1000元，难怪仅招了二十几个人。老实说，我对这些学生的家长并不同情。孩子追星可以理解。家长则是成熟的人。愿意花这笔荒唐的钱，后果自己去承受。社会犯不上去干预公民个人的消费行为。让人奇怪的是，这样的“天价”，怎么居然还能招到学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好学的中学生想接触“大师”是可以理解的。独生子女的家长为了满足孩子向上的欲念而不惜工本，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但他们缴“天价”的事情说明，即使是这些看上去相当有钱的家长，培养了相当好学的孩子，还是无法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找到自己满意的教育服务。

　　不妨举两个例子作为对照。我有位朋友的孩子，上高中时非常优秀，喜欢写作，甚至最后一年跳级不念直接上了大学。这种思想上早熟的孩子，上高一时就对高中不耐烦了，而美国的高中要读4年。怎么办？到大学去听课。这位朋友的孩子在波士顿郊区上公立学校。她在本校老师的推荐下，跑到哈佛听课。另一个朋友住在俄亥俄，孩子4年高中，一直到当地的大学修课，等上大学时，许多课因为修过就给免了，缩短了上大学的时间，省了父母一笔学费。大学教授暑假出来办班赚钱的事情不是没有。这属于个人私事，没有人干涉，更没有人义愤。但是，由于像哈佛这样的名校都相当开放，名教授就不会奇货可居。有的明星教授的暑期班相当昂贵，但绝不至于像这个“天价班”的价格这么离谱。

　　二

　　在我看来，指责“天价写作班”本身没有太大意义。这个写作班，不过是个失败的商业模式，不仅赚钱有限，而且引起公关危机，砸了牌子，以后再难经营。我们需要批判的，是这一“天价”成立背后的问题。

　　“天价”能炒得这么高，就在于人们接触不到这些名教授，使他们的神秘感太强。这种神秘感，又是基于我们大学的封闭。

　　大学不应该是被围墙围起来，门禁森严的象牙塔。大学必须开放，服务于社会。对这一点，我们似乎大道理都明白，但在具体的操作层次，看不到任何大学在这方面有值得圈点的表现。比如，大学生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支教，本校为此支付相关的费用等。国外一些大学的做法可做参考。如耶鲁每年给几个学生提供一些奖学金，让他们到当地比较成问题的学校服务；耶鲁还有一个语言课程，让自己的博士生给当地高中学生讲授各种外文，按小时支付他们的工资，并且承担所有书本、磁带乃至旅游活动的费用，不准向任何学生收一分钱。另外，学校的许多设施，如健身房、体育场、礼堂等等，在一些周末和假日免费对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开放。当地高中生，经学校推荐，可以到大学旁听甚至修课。许多大学，还容许当地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免费旁听。当然，还有我上面提到的校外课程。总之，大学要给周围的居民提供周到的服务，成为当地社区有机的一部分。

　　三

　　这次为追访这个天价写作班，记者问负责人现在可否报名时，他竟说：“你们要听交1000元就行，抓紧机会赶快办手续。明天是曹文轩教授讲，他是作家，北大中文系主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你的孩子即使考上北大也不一定能见到他。”

　　当年曹老师在北大当我的班主任时曾向全班声明：“我的职责是上传下达。学校有什么事情，通过我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我告诉学校。你们都是大人，要自己管理自己。”这样自由放任，让我们享受了美好的4年。这个不管事的班主任，至少当年不是不见学生的老师。他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会把我们领到他在筒子楼里的宿舍，给我们读他的写作笔记。然而，外面的人这样拿北大的教授炒作，是否说明了北大的校风有些变化呢？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和同学抱着瞻仰名人的心态敲吴祖缃老先生的门。开门的家人有些迟疑，似乎在想拒客的理由。但一听到是学生，吴先生自己马上从里屋迎出来，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我们的紧张一下子烟消云散。当时还在中年的张广达教授，推着个自行车，站在路口能和一个还叫不出名字的学生谈半个小时的《资治通鉴》、伯希和、宫崎市定。现在又有人炒作北大的教授有名到了学生也见不到。名人当然是越见不到越神秘。按这个规矩，越对学生不负责的教授，价码可能越高。这是在为谁办大学呢？

　　(作者系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P1175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