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都该受照顾吗（一己之见）

　　外国人犯法常有照顾

　　这些年，外国人在中国行凶作恶的事件时有发生。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人，也有坏人。现在，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多了，外国人行凶作恶的事件当然也会多，这本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虽然我国在法律上并没有对外国人制度性的特权照顾，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却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与思维惯性，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我们应该给予外国人特殊照顾，好

　　一个最近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据8月9日《京华时报》报道，去年6月24日德国籍男子舒马龙酒后驾车肇事造成两人死亡的惨剧，事后他赔偿死者家属各80万元。近日，法院仅以交通肇事罪从轻判处舒马龙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确实履行了应有的法律程序，舒马龙并没有因为他是德国人而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但导致两人死亡的恶性交通事件以“鉴于舒马龙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而从轻处罚，不得不使我们怀疑他还是受到了“照顾”的。

　　给外国人额外照顾是“好客”之道？

　　过去，我们常把这种给外国人特殊待遇和额外照顾的思维和做法看成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好客”之道，同时也认为这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心理现在依然存在，有些人觉得给外国人一些特殊照顾没什么不好。殊不知，无论是在正派的外国人眼里，还是在一般的中国人眼里，这种做法都未必有什么好的效果。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外国人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正派人，他们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放纵了他们的劣行而感谢我们，只会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我们的法制不健全，甚至产生蔑视我们的想法。至于中国的对外关系，恐怕也很难因我们给予了他们照顾而得益。

　　举个例子，1994年，美国少年迈克尔·费伊在新加坡因喷涂汽车和窝藏偷来的路标（说实在的，这些过犯比起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劣行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被判鞭刑。这件事确实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连总统克林顿都出来说情，可是新加坡照打不误。

　　12年过去了，新加坡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受到了任何影响吗？没有，在这些年里，新美关系好得不能再好：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好坏，是由两国的利益决定的，政府碰到这种事情，最多是做做姿态，表示一下亲民形象，绝犯不上为了本国的一个流氓或不良少年而破坏原本对两国都有利的外交关系。那么，这件事影响了美国人到新加坡投资或者是旅游吗？似乎也没有。投资者考虑的是投资有没有回报，也犯不上为了本国的一个流氓或不良少年而放弃原本有利可图的投资计划；绝大多数旅游者都是本分人，到外国去旅游是为了正常的娱乐，本不想作奸犯科，用不着害怕，你严格执法说不定还增强了他们的安全感呢。

　　这种做法在一般中国人当中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从发生这种事情之后的网上舆论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中国人对这种给予外国人照顾的做法是极度不满的。对外国人照顾有加的做法，非但没有改善中国公众与在华外国居民的关系，而且产生了不良影响：恰恰是由于少数外国流氓在中国的劣行得不到惩治，使中国公众对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也产生了看法。

　　实际上，认为我们应该给予外国人特殊照顾的思维，本身就是“外国人与众不同、甚至高人一等”的潜意识的折射，本身就是“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一位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在被问及他为什么会认为各个种族就是不一样、就是有优劣时，他说是他童年在上海的经历使他产生了这种想法。当他看到一些商店“专供外宾”时，就不由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人是处于人类的最底层的。这条消息被国外媒体广泛报道。

　　这种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

　　认为外国人理应受到我们特殊照顾，在历史上也许说得通。当时，在华外国人数量很少，而且几乎全部都是经过我们“选拔”后邀请而来的。由于数量少，在华外国人的总体素质也比现在高得多，故此，对一般中国人的生活的触及和妨害，要比现在少得多。那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少，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比市场上的实际汇率要高很多，中国不得不搞“专供外宾”的商店。其实，当时的外国人未必从这种“特殊待遇”中感到自己受到优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价格歧视。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国际上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的汇率是被低估了而不是被高估了，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专供外宾”的商店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同时，现在的在华外国人的数量与改革开放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其中鱼龙混杂，盲目给予他们特殊照顾会越来越多地触及和妨害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上公众权利和平等意识的普遍提升，这种旧的思维越来越不合时宜；而且这与“国际惯例”也显然没有“接轨”：如果说“国际惯例”不是歧视外国人的话，至少不会给予外国人任何特殊待遇。

　　总之，认为在华外国人理应得到我们照顾的思维和做法，无助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有害于中国人的感情和利益，是早已过时的做法，不宜再继续下去了。正确的做法是给予在华外国人与中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平等、公正地看待外国人也是平等、公正地看待自己。▲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