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学之清与时尚之浊

　　复旦以及清华的国学班，在眼下刮起的舆论旋风，大概就是因为国学终于有了主流的面相。我们宁愿将此理解为一个可起矫枉之用的表象；如果这样一个表象，能够引导我们将中华传统文化变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动寻求，能够引导大众对于它的意味作深层探求，那么它就颇有几分价值。

　　胡适曾经说过：“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

　　胡适对于东方文化的态度颇有些令后世学界费解、猜疑，但他自己在此言中已表达清楚。

　　这是胡适式的灵活，掩映着胡适式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不可以成为价值理性的。

　　但工具理性似乎可以指望成就价值理性。

　　再一次的矫枉过正是否有必要多年以后，我们对这些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不妨含些惊讶———他们对“矫枉过正”的预期与操作，竟然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上，起过导航般的作用！

　　工具理性是不可以成为价值理性的。但工具理性似乎可以指望成就价值理性。

　　今天，当我们面对150年来文化失落与文化沉抑的苍茫虚无和空白，而欲图复兴一个文化主体，提升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时，大概，一些类似的矫枉过正，同样需要顺乎胡适似的逻辑———“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全盘西化了的中国，还是一个守着文化本位的中国？这似乎很难衡估。但事实上，在西化的知识体系里成长、依据西式规范行为的几代中国人，确实更易与国际接轨，反而与传统的中国不易沟通。

　　整整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国民基础教育内容设置，西方文化的比重显然远远高于中国本土文化。一百多年的隔阂，一堵厚厚的墙，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怀着隔世的陌生。

　　也许，再一次的矫枉过正的确有必要。

　　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另一面相如此来看复旦、清华之于沪上开设国学班的事情，也许会获取另一个衡量其价值的视角与尺度。

　　早在复旦、清华闹出这样的事情之前，1989年，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年刊。这样一个标志性的重大文化事件，有谁知道？集合了80位各个领域顶尖人物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季羡林多情地将它想像为一场文化命运的宣言仪式，但又有谁关心？诸多与文化自觉、自救相关的事件，却始终改变不了它们留在大众视野里的模糊与黯淡———媒体对它们的兴趣和留给它们的版面，绝不会比一部美国大片乃至一件明星绯闻更多。

　　于是，大概传统文化必须得采取另一种面相，否则，就无从进入时下中国人被各种时尚话语充塞得密不透风的精神世界。复旦以及清华的国学班，在眼下刮起的舆论旋风，大概就是因为国学终于有了主流的面相。

　　何谓主流？商业价值为当今最大的主流。在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不经过主流时尚的冲刷而能获取话语权？有哪一件事情对人的神经的撩动抵得过商业价值？这是主流以及时尚的两面性：既尴尬，又不可避免。

　　国学沦为了时尚或为时尚所用？

　　我们宁愿将复旦、清华开设国学班之所为，理解为一个可起矫枉之用的表象；如果这样一个表象，能够引导我们将中华传统文化变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动寻求，能够引导大众对于它的意味作深层探求，那么它就颇有几分价值！

　　倒是我们得分辨清楚一个界限：是国学沦为了时尚，还是为时尚所用？

　　时尚用则用矣，无伤文化主体则已。有一天，那个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宰予，跟孔子抬杠：你天天教我们学仁，假使有一个人，去骗一个有仁义修养的人说，水井里有仁义；难道为了修养仁，就听他的话往井里跳？孔子听了以后，说你怎么这样想呢？一个做学问成为君子的人，必须要晓得应变，懂得“适变”、“随时”；懂得时代，适合于时代。

　　这些道理，得去参悟才会明白。

　　国学坐在冷板凳上，是国学；为时尚所用的国学，仍是国学。那句话用在这里颇为合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国学的清，时尚的浊，究竟是两不相干的。

　　□郑茜（北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