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打工妹护钱致死事件可能产生的误读

　　仅仅为了护住23元钱，23岁少女邓哲玉被飞车党拖倒，遭受重创而不治身亡。这一不幸事件又一次将广州治安问题呈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媒体在报道中深入挖掘了打工妹邓哲玉平凡而又可爱的形象: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勤劳而又乐观，孝顺父母，追求美好爱情。这些报道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唤起人们对无辜

　　但同时这些报道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读，比如倘若受害者不是一个花季少女而是一个八旬老妪，不是一个穷家姑娘而是一个富家小姐，不是一个勤劳的打工妹而是一个游手好闲者，她要护住的不是23元而是23万元，难道遇害的理由就可以正当一点？

　　可怕的事实恰恰是，更多非典型的不幸事件每天都在这个城市里发生。人们把心中的怨气集中到一个典型事件上，所期望的正是要解决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所面临的治安恐惧。如果有人以为集中力量破了这个案子，就可以给人们一个交代，那就是对舆论的误读。就像前不久警方全力以赴破获了钟南山院士手提电脑被抢案之后，并不能说明普通市民的不安全感增强了。

　　之所以要提到钟南山院士，就是因为这个消息还容易导致一个更值得警惕的误读，那就是同情与痛恨导致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已经普遍地反映在数千条网络留言中，即呼吁严打和管制，“惩治犯罪，刻不容缓”，“对飞车党格杀勿论”，其极致就是后来出现的重新恢复收容制度呼声。

　　恢复收容制度，其呼吁的理由是，无业游民和犯罪分子仅一步之遥。这种有罪推定和歧视心态受到舆论的普遍批驳，但是很多人私下仍然怀疑尊重人权和打击犯罪是一对矛盾，他们更关心的是:不那样还能怎样？

　　不严打就放纵，这也是管理者长期以来的二元思维。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往往也是首先要求增加警力，或者集中警力，扫荡一次，惩处一批，所谓乱世用重典。但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城市的严打一次又一次，每年都有好几次，却未能赢得长治久安。现在应该检讨的，正是这种惰性的思维。

　　过去治理国企时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叫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也是目前国内许多城市管理的困境。国企最终走出这种困境，靠的是制度革新，城市管理者也需要更多创造性的思维。

　　纽约曾经也是臭名昭著的高犯罪率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随处可遇，城市管理几近失控，被称为“罪恶之都”。1994年新市长朱利安尼上台并任命布拉顿为警察局长之后，犯罪率奇迹般急剧下降，两三年之内成为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其法宝何在？说起来也是“严打”，但是和我们理解的严打不同，为了打击凶杀犯罪，布拉顿让警察去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一是清洁地铁车厢，二是打击地铁逃票。干净的车厢使人们有了秩序感，而每7名逃票者中就有1名通缉犯。

　　现在布拉顿的做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乃至企业管理的经典案例了，它源自一种叫“破窗效应”的理论。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破了一幢楼房的一扇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那么很快将有更多的窗户玻璃被打破。它来自一项心理测验:将两辆完全相同的轿车分别放在中产阶级社区和穷人区，穷人社区那辆很快被盗而另一辆安然无恙，随后将这一辆打破几个洞，也很快就不见了。简而言之，“破窗效应”的核心就是环境暗示和细节暗示。

　　从这个理论来观察，飞车党是治安混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治安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治安问题，问题在飞车党但答案在飞车党之外。凌乱的城市规划、拥挤的公共交通、肮脏的街道、城管和警察对待底层百姓和外地人士的不友好态度等等，都可能是治安混乱的原因之一。

　　就治安管理内部来说，也并非严厉打击就是一切。我曾经在美国一个小城市生活过，那里的治安状况比广州要好很多，但是你经常会很容易地收到一些安全提示，有时甚至是一个小册子，其中包括不安全因素、场所、自身防范和求助渠道，学校学生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打电话要求警察护送回家，等等。在广州治安目前不乐观的情况下，警方在这些细节上的关怀和防范是否还可以做得更好呢？（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