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与平民史观

　　受年鉴学派思想的启发，近年来港台一些学者提出了乡土史研究的课题，主张研究一个地区、城镇、村庄、家族的历史。同时，大陆社会史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正在深化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等基础课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史。总之，在平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正在艰难地向前推进。

　　与平民史观相对应的是所谓“帝王中心论”、“英雄史观”、“精英史观”等，后者在古代社会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在两者一个多世纪的博弈中，平民史观长期处于弱势，虽屡屡崭露头角，间或也有一些著作问世，但至今尚无真正有影响的平民历史著作。究其原因，除了思想环境以外，主要是资料的局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与技术日益先进的庞大的官方档案系统相比，民间档案和平民史料的保存极为有限，绝大多数平民的历史痕迹都随着日出日落而灰飞烟灭。近几年，以家庭为单位的民间档案的存留刚刚受到官方档案系统的重视，目前尚处于征集阶段，还没有开展整理与研究。因此，如何发掘民间史料，就成为平民历史实践者的重要任务。

　　2005年4月，一个以留住民间书信为宗旨的抢救家书行动拉开了帷幕，经过一年多的运作，4万封家书从海内外汇集到北京组委会。此举不仅引起了家书持有者的关注，而且吸引了专业研究者的目光，让人窥见了家书这座民间史料宝库的冰山一角。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我们又看到了这次书信抢救的成果——《红色家书》（2006年6月中国画报出版社）的出版。

　　《红色家书》只是其中一辑民间家书的结集，也仅仅收录了五十余封平民的家书，通过相关背景故事，组合勾勒出三十多个家庭的历史脉络。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平民历史的雏形已具，足见编者的胆识。笔者认为，这里的平民历史含义有二：一是平民个人的历史和家庭史、家族史。有的家书提供了个人历史的一个侧面，有的家书表现了个人历史的一个阶段，有的家书则引出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历史。二是重大事件中平民小人物的活动。任何重大历史场景都是由作为主角的大人物和作为配角的小人物共同出演完成的，家书中透露出小人物的活动轨迹，往往能使重大历史场面更加丰富和鲜活。有的学者认为，家书提供了历史的细节，可以丰富历史的表情，比较确切地指明了家书在历史研究与写作中的作用。

　　首先，家书是可靠的史料。家书是亲人之间的私密通信，是写给自己信得过的人看的，所以往往写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人之间的事情，这样的记述比很多其他史料的可信度要高得多。比如，研究党史或近现代史，要运用档案、报刊、回忆录、日记等很多史料，有些史料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而有些史料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必须加以仔细的斟酌和鉴别。比如“大跃进”时期一些地方高产的数字，尽管是刊登在权威的报刊上，但今天不会有什么人采信。在特定时期发表在报刊上的个人署名文章，作者出于种种考虑，讲的也未必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时隔多年后当事人写的回忆录，除了难以避免的记忆不准确等问题外，也还往往有拔高自己的地方。与这些史料相比，书信，尤其是家书的可信度要高得多。

　　其次，家书是带着感情的史料。亲情作为血缘文化的非物质载体，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民间家书是亲情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封封带着体温的文字，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炎黄文化渊源的基因。著名作家苏叔阳先生则针对家书的情感发表了感言：“沐浴在这种纯洁的感情里面，我们的感情也会得到升华，所有的读者都会在这些家书面前受到精神的洗礼。”这些普通人的红色家书所表达的都是真情实感，不是空洞的理论和豪言壮语。

　　综合运用各种视觉手段，努力营造作者和读者情感的共鸣，是《红色家书》的另一个特点。书中配有大量书信原件的图片，使读者能够触摸亲情与历史的痕迹；那一张张珍藏的老照片，则帮助读者还原当时的场景，实现文字亲情和影像亲情的完美结合；家书背后的故事演绎了一段段感人肺腑的人生悲喜剧。

　　民间家书中所记录的正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正如邻居家的大哥、小弟。捧读家书，就是重温我们自己的历史。这本书告诉读者的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不仅有革命伟人、英雄人物的活动，同样留有我们平凡人物坚实的足迹，而这无数个平凡人物，才构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有了他们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才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完整的历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有可能写进国家的历史。这也是民间家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民间家书的广泛性、真实性、情感性，必将为平民历史的写作打开一个全新的史料库。《红色家书》等书的出版为我们了解那些不曾被人关注的普通人的历史和情感打开了一片天空，使那些尘封多年的个人史、家庭史和家族史得以浮出水面，不仅可以补充国家历史的细节，而且可以还原那些被遗忘的平民历史，而它们应该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