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峰
我国经济发展二元性所产生城乡二元性和社会结构二元性，是被制度性安排为人造成社会主体身份二元性；而主体身份二元性又被区别为权利享有二元性，存在整体性安排经济发展时没有认真兼顾区域性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偏重于效益，忽视了区域性之间的发展，忽视了环境资源的保护，税收对高耗能高消费过于宽，对中西部的中小企业不保护、不扶持、不支持，导致了区域发展不协调、使大量职工失业、企业破产、财政酷尾、上访量巨增，其结果是，人们获得权利和利益根据不是能力贡献，而是身份。“三农”问题，说到
底是制度设计二元性问题，主体二元性与权利二元性，是中国目前和谐社会构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消解和改善这种结构，就无和谐社会。由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有效机制，从而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分配不公是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不劳而获及少劳多获，是社会痛恨的分配不公；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同劳不同获，是使人感到无奈的社会不公。其他的社会不公，如起点不公、机会不公、对待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等，影响了社会不同群体对制度正义的信心。
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已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以高投放、高耗能、高污染为支撑的经济快速发展，已使我国环境、生态、资源和能源四大要素出现空前危机。对待环境与生态，法学家的思维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如果我们拥有的是继承权，是资源、环境等的所有者，就会觉得有权使用它、破坏它；如果认为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我们就是债务人，无权毁坏生态、资源和环境。借物要还，我们应将现有的一切完好无损地交给子孙。在所有交换领域中发生的腐败，正侵蚀着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吏治腐败，使有德行且有才能的年轻人丧失发展的空间；司法腐败，使社会丧失公正存在的空间；学术和教育腐败，使真理丧失存在的空间。如何用民主的制度、法治的方式及实行自下而上的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体制，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防止局部腐败演化为社会腐败，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腐败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牺牲掉甚至是吃掉改革的成果。社会规范的失效，使人无法预测行为后果，正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规范体系，处在基础地位的是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诚信。制度的诚信是最重要的诚信。如果全社会都在造假，则说明制度诚信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规范目前还未完全建立起应有的至上权威，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现象，使法律规范处于无效状态。这会加剧社会的不可测和不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消灭“拦路虎”，法治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最重要的，是法的观念要转变，整个法律观要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