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绑架的日子

　　担心、害怕、绝望、希望、艰难求生……美国女记者讲述在伊拉克的82天人质生活

　　本版文字廖嘉晋

　　2006年1月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自由记者吉尔·卡罗尓在巴格达被逊尼派穆斯林武装组织绑架。接下来的82天中，她被蒙上眼睛，来回穿梭于至少6个地方。担心与害

　　绑架

　　“我们要为你录制一段新的影片。”他用高亢而又沙哑的声音说，“上一个片断中你的情况很好，所以美国政府行动缓慢。”

　　那时，我已经被叛乱分子绑架了6周，他们给了我一条伊斯兰围巾，给我起了个伊斯兰名字，劝导我向伊斯兰投诚。他们让我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并且不断控诉我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只有在睡梦里，我才是自由的，一觉醒来我又生活在巨大的压抑之中。那天早晨，绑匪的最高头领诺尔来看我，他身上一如既往地散发着浓烈的古龙水味道，我也一如既往地低下头，不敢正视他一眼。“我们要为你录制一段新的影片。”他用高亢而又沙哑的声音说，“上一个片断中你的情况很好，所以美国政府行动缓慢。”他说。上次，英国政府看到人质玛嘉烈的糟糕状况之后，马上有了迅速的反应，他们希望这次也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美国政府。

　　我的心猛地一颤。玛嘉烈！一个嫁到伊拉克的爱尔兰医护人员，2004年10月在巴格达被绑架，不到一个月就被杀死了。诺尔离开之后，我无力地跪了下来，接着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哈桑和他那位看上去还未成年的同伴卡拉尓对我的突然爆发都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我们没打算杀你啊！你这是干吗？”哈桑说道，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假惺惺的，“卡拉尓，你会说英文，你一定要跟我的家人说，我很爱他们，我对不起他们！”我苦苦地哀求着。然后，我就这样靠在窗边，哭个不停，思绪不禁回到了那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我正要开门下车，忽然被人猛一推，又回到车里面，然后他们用力关上了车门。其他人跳上车把我紧紧地挟持住。然后车开上了大路。他们高呼：“圣战！圣战！”

　　2006年1月7日，巴格达，晴。这本应是轻松的一天。其实，在巴格达做自由记者并不轻松，只是我不愿意舒舒服服地留在美国写一些诸如农业部统计数据之类的东西。我的梦想是做个驻外通讯员，就像现在这样———虽然有时候住宿条件很差，需要自己带上被子。

　　7号那天，我打算就筹建新政府的问题找一些伊拉克政客进行日常的采访，接着，我要把中毒的笔记本电脑送给艾伦的朋友修理。艾伦是我的翻译，我们已经拍档两年之久了。在伊拉克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已经建立起兄弟姐妹般的友谊。我们为多家新闻媒体做过战地报道，曾经受过武装分子的威胁，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场面。在大选期间，我们在巴格达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恳求选民接受我们采访———这次大选在三个礼拜前举行，建立了伊拉克民选政府，但是逊尼派因为他们获得的议席太少而感到不满。

　　那天早晨第一宗采访的对象是一位逊尼派的政客：杜拉米。他的办公室并没有被驻巴格达记者列入危险地段的黑名单中，不过我们还是做好防备措施，穿上一身伊斯兰的服饰，把西方人的衣服藏在里头。实际上两天前我们就去过那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回头看，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了别人48小时做好准备等待我们上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司机阿巴斯把我们提前送到了办公室。平时用来等候的地方现在却坐满了一帮正在喝茶的人，于是我们被杜拉米的助手领到了旁边的房间。我和艾伦都觉察到一点反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助手们在拿着电话周围走动，我隐约听到他们用阿拉伯语跟许多人说，一个记者准备要采访杜拉米先生。

　　10点过去了，为我们预约时间的那位助手却走过来跟我们说：“很抱歉，杜拉米先生正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在接受不了采访。你们可以12点回来吗？”我感到疑惑，因为之前没听说过有新闻发布会，不过我还是答应迟点再来，然后和艾伦一起走回车上。

　　阿巴斯准备发动汽车上路的时候，前面一辆正在倒车的大卡车堵住了我们的路，周围站着一些人在协助车子后退。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马上调转头来，用手枪指着我们。阿巴斯和艾伦举起了双手。这种情况在巴格达习以为常，因为经常会有一些私人武装团体为他们的雇主开路。但是这次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因为那些人一直走过来，枪并没有放下，最靠近的那个人将枪口隔着挡风玻璃对准了阿巴斯的头。阿巴斯和艾伦只好打开车门走下车。这时候那群人突然朝我们冲了过来。我正要开门下车，忽然被人猛一推，又回到了车里面，然后他们用力关上了车门。我高声尖叫：“不要！不要！”从车门的缝隙里，我最后一次看到了艾伦———随后他被人开枪打死了。阿巴斯也不知所终，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其他人跳上车把我紧紧地挟持住。然后车开上了大路。他们高呼：“圣战！圣战！”

　　（2006年1月7日，巴格达发生了多起绑架人质事件，吉尔·卡罗尔是其中最受关注、也是处境最危险的一个。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起，卡罗尔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就放弃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营救卡罗尔付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得知女儿被绑架的消息后，卡罗尔的爸爸吉姆马上到互联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妈妈贝斯则打电话把家庭成员都召集回家。吉尔的姐姐凯蒂是国际咨询公司的员工，她把她可以找到的中东电话号码都拨通一次，希望得到帮助。

　　在波士顿，天还没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总部就成立了一个拯救小组，由几位主要负责编辑牵头。在接下来的82天中，他们早出晚归，定期和巴格达方面联系，根据自己处理相关事件的经验，为营救计划出谋划策。

　　与世隔绝的卡罗尔此时却没有如外界那样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为了避免伤心，她强迫自己不想起家人。她希望能听到美国政府的只言片语。而对她所服务的报纸，她觉得自己只是个自由记者，而且这家报社也不富裕，她认为在这起绑架事件发生后，巴格达的报社员工肯定会从伊拉克撤走了。

　　不过事实上她错了。人们都在为她奔波，为她祈祷。）

　　转移

　　“我不能想，这不是伤心的时候！”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那血腥的场面。

　　在车上，他们朝我说着阿拉伯语，我装聋扮哑，生怕他们觉得我知道太多秘密而置我于死地。他们不停地高叫“伟大的真主安拉！”很明显，他们觉得这次行动的“成功”是拜真主所赐。车子在颠簸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兜来兜去，我心想，他们可能要找个地方把我干掉了。他们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又似乎觉得很迷惑。“你担心什么呢？”他们用生硬的英文说，“不用担心！（这是）圣战！（我们是）伊拉克人，伊斯兰圣战士！你担心什么？”

　　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至今仍旧是伊拉克绑架人质事件最活跃的肇事者，他们大多受扎卡维的领导。扎卡维是一名约旦人，“基地”组织的领导人，6月7日，他在美军的空袭行动中丧生。外界对于这些武装组织了解甚少，他们不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喜欢诉诸武力。人们对他们的行为有粗略认识，但对于他们的真实想法和动机则只凭臆测。我和艾伦近几个月都在集中研究逊尼派。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了，只是艾伦的死，让这次探索的代价前所未有的巨大。

　　房间很小，里面摆放着伊拉克式的家具，角落里是一台电视。拉沙———我把他看成是头领了———此刻和他的妻儿们坐在一起。他递给我一个遥控器。“你爱看什么看什么。”他说。在一群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面前，我该选什么台？我边盘算边按，政治的不要，新闻的不要，一切露肉的镜头都不要，最终停在了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虽然她并不戴伊斯兰的头巾，但至少节目里没有裸露的女人。而且，节目讲的是人们如何克服困难逃脱困境，这也许对我是个好兆头呢。

　　这座两层的大房子是我呆的第二个地方了。之前我被带到一个郊外的小房子里，那里看上去很穷，是用煤渣造的屋子。他们给我一套衣服让我换上，然后他们还很费劲地向我解释他们没有拿我口袋里的100美元。“这个，会和你一起回美国。”他们晃着手中的美钞说。这是什么逻辑？绑架是对的，拿走别人的钱就是错的？而且才刚刚绑架我不到1小时，他们似乎就准备放我走了？

　　之后我们就来到其中一位自称拉沙的绑匪家中。他们把我带上二楼主人房，接着翻译来了，审讯开始。他们问我的姓名、报社名称、宗教信仰，我的手提电脑值多少钱，能不能给家里或者政府发信息，其他在巴格达的美国和外国记者的情况等等，他们问了很多。接着翻译告诉我现在的处境：“我们把你当成好姐妹，我们针对的只是你的国家。我们希望你能留下来一段时间，以此换取美国政府释放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伊斯兰妇女。你要乖乖地呆在楼上，不要把手伸出窗外，不然我们就把你关到阴暗的地下室里。有的朋友叫我把你关下去，我说‘不，她是个女人，女人在伊斯兰教中很重要。’”

　　接着，他们给我端来鸡和饭，还问我平时吃什么早餐，什么时候吃，还邀请我下去看电视———正是开头的那一幕。看上去他们对我还算客气，但实际上我就像在接受考试一样，生怕回答错一个问题而惹来杀身之祸。

　　晚上下起了雨。我喜欢下雨，这是一个好兆头吗？可是在一天的身心搏击之后，百种滋味此刻涌上心头。艾伦就这样惨遭杀害！“我不能想，这不是伤心的时候！”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那血腥的场面，不过某种程度上我又为此感到自责。朋友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吗？也许艾伦的妻子看到丈夫夜不归家，正在痛苦地尖叫。

　　（卡罗尔4岁时，她妈妈在公园里把她弄丢了。后来她妈看到一个男人把卡罗尔背在背上，卡罗尔不停地尖叫和挥拳。她妈妈追上去，那个男人说，他只是以为这个孩子跑丢了。惊魂稍定后，她才意识到女儿几乎被人拐走。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卡罗尔的妈妈贝斯才算得到一点安慰：至少她会反抗，她不会退缩。在得知女儿被绑架的消息后，两位老人家一夜没有合眼。）

　　图：卡罗尔和父母团聚

　　他又走回来，跪在我的身旁，抓住我的手，不停地说：“对不起，吉尔，我感到很抱歉。我是你的好兄弟。”为什么他要如此关心我的情绪？毕竟他已经绑架了我。此时此刻我领悟到了一点东西，也许这会助我渡过往后的难关。

　　我坐在房间的塑料凳上呆了一整天，周围都是炮火声。本来在巴格达这很平常，不过似乎这些炮火声显得很近。黄昏的时候，绑匪的二号人物拉沙满脸疲惫地走进来。“我很累，我跟美兵战斗了一整天。为什么他们都在这么近的地方？为什么？”他说。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对我的谴责。为了避免被怀疑，我大声说我不知道。“你身上没有移动电话吗？还是藏到了头发里面？”他问。我马上揭开伊斯兰头巾，让头发松散开来———尽管这种举动对伊斯兰男人是一种冒犯，但此刻我已经顾不上了。他认真检查过我的头发，满意地走开了。我瘫倒在椅子上，低声抽泣着，怕被他听见。但是他居然又走了回来，跪在我的身旁，抓住我的手，不停地说：“对不起，吉尔，我感到很抱歉，很抱歉。我是你的好兄弟。”为什么他要如此关心我的情绪？毕竟他已经绑架了我。此时此刻我领悟到了一点东西，也许这会助我渡过往后的难关。

　　第二天我获知，美军和伊拉克军队搜查了杜拉米办公室附近的一处清真寺，很久以后我知道这次行动是由于目击证人提供了关于我的线索。在往后的这三个月里，我就要依靠这支美军来营救我了。

　　刚开始，这些绑匪似乎为他们的胜利成果而感到震惊，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做。不过随后几天他们就有了计划。我经常被运来运去，他们有时候待我如上宾，给我好吃的，甚至化妆品。有时候我又被看作一个阶下囚，他们大声控诉我，说我是间谍，是犹太人，自杀式袭击者。他们对于自己针对美军的炸弹袭击确实津津乐道。因为这样，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常常改变，有时候觉得他们要杀了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要放了我。无论结果如何，我只希望这一切尽早结束。

　　他们被美军的搜索行动吓怕了，拉沙说准备把我转移到阿里兄弟的家里。收拾好行囊他们就把我送上车，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上。在我身边坐着小孩子。车子的录音带里播放着《可兰经》的朗诵声，人们都在低声说着“真主安拉”。隔一段时间前座的男人就会回头用阿拉伯语问小孩：“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我是伊斯兰的战士。”那孩子回答。

　　20分钟后车子停下来，一个女人把我牵进屋里。“这是阿布阿里和安姆阿里。”他向我介绍。在阿拉伯语里，“阿布”代表父亲，“安姆”代表母亲。不过我在场的时候他们似乎都用假名。“你认识阿布阿里吗？”拉沙问我，“你昨天就认识他了吗？”“不。”我说。当我细看的时候，我认出了这就是昨天那个拿着枪指着阿巴斯的人。我心里感觉到不妙。

　　图：3月31日，卡罗尓获释后与媒体见面，喜极而泣。

　　2006.1

　　我高声尖叫：“不要！不要！”从车门的缝隙里，我最后一次看到了艾伦———随后他被人开枪打死了。

　　“你是我的好兄弟啊！”我用阿拉伯语说，“请你保证你会用这把枪干掉我，我不想被斩头！”我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吉尔，你的身上有移动电话吗？怎么美军会找到附近来？你是不是身上藏有信号发射器？”

　　2006.2

　　匪首要求我对着镜头说这段话：“伊斯兰圣战组织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他们希望美国释放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妇女。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陆战队不断残杀和逮捕他们的妇女，摧毁他们的家园。”

　　2006.3

　　卡罗尔4岁时，她妈妈在公园里把她弄丢了。后来她妈看到一个男人把卡罗尔背在背上，卡罗尔不停地尖叫和挥拳。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卡罗尔的妈妈贝斯才算得到一点安慰：至少她会反抗，她不会退缩。

　　录像

　　“你的身上有移动电话吗？怎么美军会找到附近来？你是不是身上藏有信号发射器？”他们又开始怀疑我了，情况很不妙。我带着哭声大喊：“我没有我没有！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找个女的去浴室，我脱光让她检查！”

　　星期一，也就是我被绑架后的第三3天，绑匪们开始劝导我向伊斯兰“投诚”。头目向我讲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通之处，我为了博取他的欢心，只好装着很感兴趣地听，并且偶尔说些阿拉伯语，他们对此都极为惊讶，以为我一天时间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阿里跟我说，在伊斯兰教里面不会有任何的压力，他们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望。

　　他们绑架了我，把枪口对着我，但是却说不会有任何的压力。我假意附和他，说我没有压力。其实我一直有兴趣了解伊斯兰的东西，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去了解这些人们。

　　（与此同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次绑架事件。其实这次事件对外公布时，时间上推迟了不少，这其实是各大新闻媒体互相配合的结果。因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编辑们觉得，太早公开卡罗尔的身份，可能会对她不利。假如绑匪并不了解她是一名美国记者，也许会觉得她的价值不大，甚至把她放出来。其后在公开的信息当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只是把卡罗尔称作“一位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自由记者”，他们希望这种策略能尽可能帮助卡罗尔逃出生天。）

　　星期一下午我被带到了起居室，一个戴着头巾的男人坐在我的对面，他的头和脸都被包裹住，只能看到深黑的眼睛。他发话了：“在这里过得开心吗？”我认出了那把沙哑的声音。他就是那天来的翻译，看来他不止是翻译那么简单，很可能他就是绑匪的首领。他接着提到之前他们也抓过一个法国的女记者，她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对她这么好。这个消息又让我震惊了，原来一年前被绑架的那位法国《自由报》的通讯记者欧贝纳斯，正是落到了他们手上。我在心里安慰自己，那位女记者最后也被放了，虽然当时我不知道她受到长达5个月的煎熬。

　　“我们准备给你拍一段录像，”“黑眼睛”接着说，“让你的家人和政府看看你糟糕的情况，敦促他们尽快有所行动。”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的那些录像片段：一名人质坐在一群拿着武器的人中间哭诉。我担心我很快就要成为那样一个可怜的角色了。

　　“吉尔，你的身上有移动电话吗？怎么美军会找到附近来？你是不是身上藏有信号发射器？我听从监狱回来的兄弟说，美军让他们吞下一些药片，结果发现里面植入了信号发射器。”

　　他们又开始怀疑我了，情况很不妙。我带着哭声大喊：“我没有，我没有！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找个女的去浴室，我脱光让她检查！”

　　“就算这样也查不出。”黑眼睛说，“算了，我们讲别的话题。”这时候饭送来了，我出去和妇女小孩们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之后我又被带进房间里，许多男人鱼贯而入，手里拿着AK-47。他们都很随意地放下武器，其中一把AK的枪口就对着我，我想要是枪走火了，我的腿就得废掉。黑眼睛男人写好了一小段话，让拉沙大声读出来，不过我大多听不懂，除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后，匪首转向我，要求我等下要对着镜头说这段话：“伊斯兰圣战组织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他们希望美国释放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妇女。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陆战队不断残杀和逮捕他们的妇女，摧毁他们的家园。”说完这些之后，我要按他的提示哭起来。

　　拉沙和其他两名武装分子戴好头巾站着，我就坐在他们前面，然后摄像机开始运转。我按着写好的内容朗读，然后看到机器后面的阿里打了个手势，我就开始哭泣。开始还有点困难，不过随着压抑的感情不断拥上心头，到了拍摄的最后，我真的放声大哭起来。稍后我得知半岛电视台仅仅播出了30秒的片段，我流眼泪的部分并没有播放。

　　拍摄结束后，我坐在那里哭个不停，拉沙在我的身边轻声叹息，似乎对我十分同情，周围的人也在低声细语，似乎他们也不太好受。惟独黑眼睛男人并没有半点同情之意。我深知他对我的看法关系着我的生死。

　　他说话了：“我们要再做一次。”

　　他要我再多哭一阵，多说一点，讲讲海军陆战队如何摧毁他们的家园。这些人十分痛恨海军陆战队，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希望永远也别知道———我曾经深入到海军陆战队内部采访了五个星期。那时候一名海军上尉对我说过，如果有人绑架了我，海军陆战队会马上来营救我。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我读稿的时候，我特意强调了海军陆战队这个词。希望他们注意到，知道我想起了他们，并尽快来救我。

　　试探

　　我对监禁的生活还不习惯，对于绑匪们的界线和禁区，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都小心翼翼，避免越雷池半步。

　　我们站在狭窄的厨房里，阿布·阿里开始自豪地宣布，他的妻子准备去死。“安姆·阿里打算做一位自杀式袭击者。她准备进行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他眉飞色舞地说着，“不过当然，她还要等，毕竟她还有四个月的身孕，伊斯兰教不允许这个时候杀死胎儿。”他接着又解释。

　　“啊，是这样子吗？”我附和着他，心里想着该如何回答。

　　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碌着，3个小孩在我的脚边玩耍，他们都是那个将要去充当“人弹”的母亲的孩子。我对监禁的生活还不习惯，对于绑匪们的界线和禁区，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都小心翼翼，避免越雷池半步。不过当听到关于这位母亲准备去发动自杀式袭击，看到安姆·阿里听到丈夫表扬她的袭击计划时居然脸红了，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我不知道原来妇女也可以发动汽车炸弹袭击。”这是我能说的惟一的话了。后来我得知，只有愿意充当“人弹”的妇女，才有资格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男人们可以上战场，赢得荣耀，而女人只能够把自己炸掉。

　　过了一会，饭菜准备好了，男人们进来把盘子端出去，一帮绑匪聚集在起居室里吃饭。从他们的话里大概了解到，这所房子位于巴格达的西部，离哈里卜监狱不远。

　　我和厨房里的女人们攀谈起来。我说，我为了工作要飞来飞去，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她们说，出外工作对她们来说是不对的，她们12岁之后就离开学校，学习煮饭和料理家务。

　　这个时候，男人们把吃完的盘子端回来了，可谓是一片狼藉，只剩下许多碎骨和菜渣。但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女人们居然开始啃那些碎骨头，吃那些菜渣。我简直无法相信！她们辛辛苦苦做饭，但是居然要吃这些残羹剩饭。不过我还是坐下来，陪她们一起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都得过这样的生活。

　　我想让他们觉得我活着比死去更有价值，于是我跟他们说，我被放出去以后，可以报道一下他们的事。

　　之前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对这些武装分子了解得这么深入。一方面，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在我被单独囚禁的日子里，我也被准许和他们的家庭一起生活，甚至可以和他们家最小的孩子一起玩———这惟一的一点乐趣也帮助我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可以知道他们的想法，无论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是关于美国的想法。我想让他们觉得我活着比死去更有价值，于是我跟他们说，我被放出去以后，可以报道一下他们的事。

　　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重视的程度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饭后，男人们把塑料凳都挪到过道上去，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新闻发布会———没有提问环节，也没有观众，除了我。

　　他们坚称自己不是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驱逐侵略者。他们对美国人民没有恶意，美国政府才是他们的敌人。“如果你们作为客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请进家门，设宴款待你们，热情招呼你们，”一个男人说，“但如果你们作为敌人来到这里，我们一定把你们的血喝光，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接下来我做了简短的发言，希望在他们心中建立起一个记者的角色。为了安抚他们，我引用了《可兰经》里面的诗篇。但事实上我从没有考虑过要向伊斯兰“投诚”。自从我对伊斯兰教女人深受婚姻和家庭束缚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我觉得连假装信仰伊斯兰教都会十分困难。我在想，如果我答应向他们“投诚”，即便只是假意“投诚”，他们会不会让我像安姆·阿里那样去做人肉炸弹？此时此刻，我觉得他们对我会更有好感，也许就不会杀掉我了。

　　（精彩内容下周继续：卡罗尔终于知道绑架自己的组织与“基地”有关；错误的希望；一个新敌人；重获自由；家人团聚。）

　　（夏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