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对频繁量化考核不满意”

　　“现在都改成了聘用制，每两三年一聘，简直就是在折腾我们的知识分子。”山东省的一位人事厅领导这样评价当下科技领域的人事制度。

　　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科技体制改革，科研机构也普遍开始实行院（所）长负责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等内部管理制度。聘用制和合同制开始成为科研机构的基本用人模式。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一直靠国家“养”着的科技工作者，一下子“没人管了”，他们甚至

　　据了解，我国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职工达到30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的45％，居国有单位职工总数的第一位。其中多数事业单位需要财政支持才能提高职工收入，成为各级财政的极大负担，也使事业单位职工成为提高其他公职人员工资收入的“大拖斗”。

　　事业单位聘用制的推行与人员分流、减轻财政负担的目标相联系，造成科技工作者职业风险增加。对于分流人员安置，目前国家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谁的孩子谁抱，谁的老人谁扶”。“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科技工作者与单位之间事实上存在极强的依赖关系，平等的人事关系难以真正建立，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权和其他劳动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面临较大的职业风险。”调查课题组这样说。

　　在调研中，一些科技工作者总结说，科研单位的改革是“减量改革”，越改革风险越大，实惠越少；公务员改革是“增量改革”，越改革保障越好，待遇越高。

　　这样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1998年，中央国家机关改革，实行“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的人员分流安排原则，除直接将分流人员安置在企业、事业单位外，教育部在京提供了8000个名额，满足分流人员的学习培训需要，培训经费由财政统一安排。

　　对此，很多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类似措施，如武汉市委市政府2004年11月18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对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和年龄较大的公务员，符合退休条件并愿意提前退出者，将根据提前退休时间增加1档至3档的工资；对已满5年最低服务年限，自愿辞职领办、创办企业，从事个体经营，到非公企业、非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将一次性给予5年至8年基本工资的辞职补偿金。

　　在事业单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却没有这样好的选择，他们面临的是2至3年一次的业务考核——通过了才有可能继续得到聘用，如果没有拿出什么科研成果，很有可能就失去了工作机会。

　　“问题是，研究成果不可能像自来水一样均匀流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可预知的，很多基础研究无法做出预期的成果。现行的考核聘用制，逼着科技工作者不得不降低标准，发表低水平的文章。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却没有提高。”刘华杰说，“要是陈景润生活在如今，一辈子研究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肯定年年考核不通过，早就该下岗了。”

　　“对科学家要监督，但更要信任，要允许他们失败。拿了基金，最终做不出来或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按理说很正常。如果一定要逼着他们交出成果，科学家们就会用掺水的文章应付交差。”刘华杰说，“现在投入与产出直接挂钩，频繁检查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那接下来的经费就可能有问题。这样一来，每个科技工作者都对这样的频繁量化考核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