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这一生究竟填了多少次履历表，已无从统计。但其中改写命运的几次，却记忆犹新。1965年我高中毕业，有缘填写了三份履历表。在那之前，我已经因为和所谓“资本家”祖父划不清界限而受到批判，所以领到第一张表后，我不敢造次，在报考大学的十个志愿栏里清一色填上了农业院校。没想到班主任奉学校的旨意，一而再地叫我改填第一志愿，先是改填北大化学系；后又改填清华建工系。还特别给我解释说，清华建工系才是全国最好的系。我当时受宠若惊到头脑有些犯傻，就像有人捉住杨白劳的拇指按手印一样照改不误。后来
的结果是：我不仅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甚至连其他九个农业院校也没考上。几年后，我有幸见到了最后那张履历表。在其中一个题为“此生是否录取”的栏目里，我的母校给我签署了这样的鉴定：“此生不宜录取”。我这才明白，当年班主任的种种姿态，只不过是为这个致命“判决”打的掩护。如今盛行的弄虚作假之风，或许正起源于此。
我1978年能考上大学，竟然也靠的是一张履历表。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这个超龄生，侥幸挤进了“文革”后的第二届高考。虽然复习时间不到两个月，但我深信肚子里残存的一点墨水，足以和那些“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学弟学妹们比高低。真正使我感到棘手的还是如何填写高考履历表，深怕一步不慎就会重蹈覆辙。所以我极其低调地填报了十个志愿；在“家庭出身”栏里填写了父母的成分“职员”，而没有填“资本家”，因为那是强加在我祖父头上的。鉴于过去我每次所填的“职员”，都会被“好事者”修改为“资本家”，我这次便在“职员”后面先发制人地加了一句：“祖父卢作孚，生前任民生公司总经理”。没想到我迟疑再三加上的这句注释，改写了我的后半生。原来，当年招生组的领队——我入学后的系主任，抗战时曾坐过民生公司的船到重庆避难，他念书的学校就在长江边上。每逢民生公司的轮船从学校门前驶过，他和同学们都会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跑去观看。所以当他蓦然见到“卢作孚”这三个字，顿时勾起了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也就“顺手”把我的履历表“勾”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那是我在“重点大学”栏里填写的唯一的外省学校，而且是最后一个志愿。那年我32岁。
卢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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