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余秋雨谈"台湾文化"感言

　　余秋雨和“台湾文化”原本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当他的《文化苦旅》风靡大陆后，他的另一本书籍《山居笔记》在台湾得到了首发权并引起岛内轰动。近十多年，他往返两岸、甘当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耕耘者、传播者、维护者。他和包括白先勇在内的许多台湾文化名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使得他能够用更近的距离、更广的视角、更真的感受去认识台湾文化。

　　在《笛声何处》一书中，余秋雨自述道：“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

　　余秋雨又说道：“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余秋雨留给台湾民众的印象是昆曲研究者，这当然不错，因为余秋雨毕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和昆曲互通有无，“一脉相承”啊！台湾留给余秋雨的是什么？应该说，前些年留给余秋雨的还是一些不错的文化印象，比如，“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他忙忙碌碌地往来于美国、台湾和苏州之间，只想把昆曲艺术再一次隆重地推向海内外。他向我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这让我感到惭愧。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所谓文化，就在这相护相守间。”

　　又比如，“李安、林怀民、白先勇、朱铭……精英文化人物在台湾无人不知，文化渗透之细使台湾散发着特别的魅力；宗教以超越教义的力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维系着世道人心；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体现了三毛这位东方女性与大沙漠组合在一起的流浪文化的本真，其探索文化引领着一代风气；娱乐文化表达出人们心底由衷的欢喜，却又在道德底线上戛然而止……”

　　但是，近来余秋雨对台湾文化的这种良好感觉最近却“渐渐消失”。

　　“社会视线开始转移。和文化人在一起谈的都是政治话题，文化显得不重要了，甚至成了政治的工具，很多文化人被政治拽了过去，走上了不归路”——余秋雨如是说。

　　明明是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对政治不能说一窍不通、也是捉襟见肘的，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做什么当局“政策研究顾问”，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自讨没趣；实践证明已经是卓有成效的文学家了，还不满足，还要“进步”、还要“发展”，甚至认为自己是“当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结果，不仅使人怀疑他的人品、还使人怀疑他的“文品”。

　　“文化创造需要‘气场’，需要很大的公共空间，当这个‘气场’不复存在，整个社会不再关注文化时，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大的文化创造”——余秋雨如是说。

　　说实在的，台湾的空间有时是很大的，它背后隔着一汪浅浅的海峡，大陆是它的坚强后盾，它可以面向东南亚、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进”可以享受中国其他地区无法享受的“特别权利”，“退”可以得到大陆地区的有力支撑，真可谓“进退自如”。

　　台湾的空间有时又是很小的，只要它的选择一天不在正道上，背后一汪浅浅的海峡立刻就会变成深不可测的鸿沟，听不见笛声事情还小、“历史变得狞历、粗糙”就要让时间主宰人生、让生命变得没有时间！

　　“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应该取得更大范围的发言权。当政治话语可以压抑文化话语时，文化开始进入有边界的防范，踏入了艰难境地。这是最大的悲剧。台湾需要改变政治话语响亮、文化话语黯淡的状况”——余秋雨如是说。

　　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本是两种不同的语汇体系，虽然有联系，但是更加有区别。看不见联系，孤芳自赏的文化，有时也没有价值；反之，看不见区别，横扫一切的文化，有时也没有意义。余光中说：“文化是闲出来的”，意即文化的功利不能太直接、太奔放；余秋雨说：“文化是相护相守间”，意即文化的建设不能一厢情愿、一意孤行、一马平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湾文化现在太热闹、太流行、太浮躁——热闹的没有平静的角落，流行的没有深刻的主见，浮躁的没有踏实的心境。于是，政治话语权四起，政治话语权独断，政治话语权自闭。于是，假假真真、异异同同、骂骂捧捧，谁也搞不清事实的真相、谁也治不了问题的真弊、谁也找不到存在的真理！

　　此乃政治的悲哀还是文化的悲哀，实在是一道难以回答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