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哲玉的悲剧不仅是一个生命价值问题

　　广州23岁打工妹邓哲玉遭飞车抢夺，因为拽住提包不肯放手，被摩托车甩倒在地，遭重创不治。被抢时，她的包里只有23元现金。（8月16日《南方都市报》）

　　23元与23岁，这两个依附着不同单位的同一数字在一个生命从我们身边消失时，具有震撼人心的社会意义。不过相信大部分人肯定会从值不值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悲剧，毕竟为23块钱而支付23年的生命成本，这样的代价太沉重，太不值得了。其实很多事实已经表明，

　　邓哲玉的悲剧最根本的警示意义不在于促使我们反思一个人在遭遇人生威胁时，究竟该取生存之价值，还是生命之节烈，而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社会治安如何有效整治，如何给人民一种普遍的社会安全感。飞车抢夺在广州一直是比较严重的治安现象。央视有很多期节目都是聚焦广州的飞车党，电影《疯狂的石头》道哥飞车抢包一幕，据说也是影射广州飞车党现象。当这种普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存在时，人民的保卫力量——公安民警和政府担负起最重要的责任是勿庸置疑的，不过我们更有必要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飞车抢夺现象不减反增？

　　在钟南山呼吁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抢夺公民财物的飞车党的成分构成。他们是一群被城市所边缘掉的人，大部分来自外地农村，生活无依靠，他们寄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抢劫代替繁重劳动成了他们的“明智选择”。这是隐藏在城市经济繁荣背后的阴暗一面，即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这个城市做出贡献，可是城市提供给每一个人的机会很少，而且尊重与回报也乏见。飞车抢夺难以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有效解决，已经提醒我们不能再只是考虑继续顽固地加强警力，而忽略掉最根本的制度原因——边缘化的群体以犯罪来伤害这座城市，必定是这座城市本身出了问题。

　　从很大程度上讲，一个城市的发展态度决定着这个城市的社会安全环境。广州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地，这导致很多底层劳动者在这里得不到满足，所付出的劳动与所获得的财富是不成比例的，许多人因此被迫沦为社会“恐怖分子”。一个尊重城市，满足于城市生活的人没有任何理由用犯罪手段去追求生活，积累财富。社会的安全不是警力所营造出来的，而是人们从城市生活里得到一定的满足后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公安民警对于那些已经从骨子里厌恶这座城市，不按城市规则行事的人，也许可以达一时之效，不过面临城市发展所滋生出来的庞大的不稳定的后备军，严打起来只会是心力交瘁，难以绝决。

　　打工妹邓哲玉与那些飞车抢夺的人在身份和地位上没有任何区别。飞车党可以为了抢一个包夺走同胞的生命，邓哲玉为了保护自己的23元的财产，不惜用生命作抗争。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的攻击与斗争因为一方带有黑社会性质，另一方带有被欺凌的性质而成为一件刑事案件。相信在这起案件被侦破的时候，很多人也只是关心罪犯伏法的正义结局，以及施与邓哲玉的道德同情，而很少去关心发生在边缘人群之中的这种伤亡对于制度的警示意义。

　　邓哲玉的悲剧绝对不仅是一个生命价值问题，它是我们这个社会贫困群体的生存写照，是社会不安全感的一次极端爆发。对广州来说，警力的增强也许是目前十分必要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发展态度上重新界定人的劳动的价值，提供给各个阶层的人融入这个城市的机会，解决他们的生存难题，反思发展态度，影响将比“乱世用重典”更为深远，也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