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林
曾因盗窃、诈骗两次入狱的李某私自组建“央视摄制组”，多次以拍摄宣传片为名，从广西北海、贵州六盘水，内蒙古包头等地政府及其他单位骗取各种费用10万余元。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8月20日《法制晚报》)。
假冒记者行骗的报道，好像每年都有。行骗者中，以拟发批评报道要挟有关单位进行敲诈勒索的固然不少，但像上述案犯一样以正面宣传为由，骗取巨额“发稿费”、“版面费”的也相当多。而且，这类假记者大多栽在收了钱而迟迟不见报道上，并非在采访过程中因言行不轨引发怀疑而导致“翻船”。
某些地方政府和相关单位，为何那么容易为假记者的“正面报道”所惑？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这类报道，常常被某些官员当成了邀功请赏的政治资本。而某些上级领导又偏偏喜欢“按图索骥”，习惯于将这类报道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于是，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门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每年年初都对相关人员下达硬指标，要求在当地或上级党报发表多少“正面报道”，甚至明确头版头条不得少于多少篇。否则，年终考评将被“一票否决”。某些相关人员为发稿指标所困，要么笔下生花，小题大作，要么千方百计与记者套近乎，以增加“正面报道”见报率、出镜率。现在，好多“正面报道”之所以为公众所不屑，而假记者行骗之所以屡屡得手，无疑与“正面报道”指标化，刻意炒作所谓政绩有很大的关系。
什么叫新闻？沿用较多的定义之一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既然如此，凭什么在新闻事实尚没发生之前，就硬性规定全年必须见报多少条“正面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