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法学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感想如何？

　　三名法学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感想如何？

　　这份工作是个挑战

　　7月26日，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和筛选，任命3名法学家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厅级官员的见面会召开。这在最高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开创之举。

　　从7月26日至今已近一个月，对于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3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的法学家来说，新鲜而特别。在今后的一年里，他们的身份在教授、博导之外，又多了一项———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

　　挂职最高检，3位法学家有哪些感受？如果现实与他们日常从事的法学研究出现冲突，他们将如何处理？任命至今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在未来一年中，他们有什么工作设想？

　　胜任工作比角色转换难得多——赵旭东

　　业余的官儿也要做好——何家弘

　　挂职与原来工作不冲突——宋英辉

　　这是条接触实践的捷径

　　案例自动找上门，每周只需去两个半天

　　宋英辉，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接到最高检任命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你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已经这么忙了，再到最高检任职，工作上会不会发生冲突？”宋英辉到最高检挂职的消息公布之后，一些朋友这样问过他。说实话，这也是最高检最初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惟一顾虑的问题。“不过，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我们每周只需要去两个半天，工作方式也比较灵活，这样就不会对我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

　　除了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外，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会不会有差别？宋英辉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的问题，相反，他倒觉得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从前不在最高检挂职的时候，也一样需要调研，需要寻找适当的途径接触实践，现在不仅省去了要自己寻找‘机会’的麻烦，而且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大量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将我在最高检工作中接触到的实践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成果应用在教学中，为我的学生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成果。”

　　宋英辉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搞法律研究，法律政策研究室这个岗位也很适合他。

　　宋英辉到最高检上班这段时间，尽管接触到的实际业务还很少，但也感受到了些许机关工作与学校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学者搞理论研究，可以很超前、很理想化，而在机关工作，研究必须紧扣中国现实，要更多地考虑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研究问题要更多吸纳别人的意见。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曾担心不能适应机关工作，但顾虑很快消失

　　赵旭东，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商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04年担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司法起草专家小组成员，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最开始，赵旭东对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份新的工作还是有些顾虑的。学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机关截然不同，另外，他也考虑，检察机关的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刑事法律领域，而他一直都是在搞民商法律的教学研究，不知道自己的专业知识是否能够适应检察院的工作需要。

　　这种顾虑并没有困扰赵旭东太久。

　　“从个人角度讲，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我不仅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机关工作的业务和需求，了解法律实务的现实状况，也可以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的沟通中发挥些桥梁作用，增进学界和实务部门之间的了解、理解和交流。”在业务内容上，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也是检察业务中的重要部分。

　　冷静分析后赵旭东逐渐认识到，他的专业知识在检察院的工作中仍然会有用武之地，于是欣然接受了最高检的任命。

　　从接受任命到现在，赵旭东工作的主要内容还是了解情况，逐渐熟悉检察业务和工作要求，同时也开始具体参与一些案件的研究讨论。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经逐渐适应了从学者到机关工作人员的角色转换。

　　虽说角色转换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但是胜任检察工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赵旭东越发深切地感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高度的专业性和对检察业务人员提出的更高要求。

　　进入检察监督程序的案件，都已经经过审判，通常是两级终审、已经有了生效判决的案件，有些甚至已经经过再审程序，但案件各方的意见分歧却仍然很严重，所以这些案件都是实实在在的疑难案件，比他以往接触到的一些案子更为复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难度可见一斑。作为一个学者，要胜任这一工作确实是个挑战。

　　“业余厅长”没有包袱

　　希望渎职侵权能引起重视

　　何家弘，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从事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在证据法学和侦查学，实践性很强，其实，早在何家弘留学的时候就想过，搞法律一点都不接触实践是不行的。他觉得这次挂职最高检对他很有好处。

　　何家弘一直觉得自己是不适宜做官的，好在这次只是挂职，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不会影响到本职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做官’是业余的。因为我首先还是个学者、教授，我的本业仍然是搞研究。”

　　但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何家弘非常乐于接受和体验不同的生活、工作环境，一是好玩儿，二是好干。这不是指业余的就好敷衍，而是说大家对非本业的人做业余工作的心理预期相对低，这样心理负担就小一些，更容易“轻装上阵”，把事情做好。“所以我相信，就像我写侦探小说、做法制类电视节目一样，这件事我也同样能把它干好。”

　　要说顾虑肯定是有一些的。作为学者，这么多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生活，何家弘都已经习惯了“闲散”，习惯了说话随性、没有什么禁忌。而到机关工作就肯定不能完全按自己的个人习惯来了，得有一套规矩，毕竟身份不同了，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刚下到检察院，尤其是基层的检察院，一句话，不适应。人家正儿八经地把我当成了最高检的‘何厅长’，我一下子真有些转换不过来。但我有个最深的感受，就是感动。无论在哪一级检察院，大家对我的态度都特别诚恳，我向他们了解一些案件情况的时候，没有人对我说官话、套话，而是真正把我当成‘家里人’。”

　　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办甚至比贪污贿赂案件还难，没有切身经历过的人是不能了解的。像贪污贿赂老百姓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拿国家的钱放到自己腰包里，大家就很痛恨，办案的时候就有一个公众支持感。

　　而渎职侵权是怎么回事，好多老百姓还是说不清楚的。渎职行为很多时候的表现没有贪污贿赂那么积极和锋芒毕露，但是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许多重大责任事故、矿难，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造成的。因此，这种行为的危害一点都不亚于直接拿钱！侵权也是，像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真正查办起来，获取证据等各个方面都阻力重重。

　　何家弘体会到，渎职侵权始终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工作也就越来越难。但是，重视从哪儿来？“我相信一句话，没有作为，就没有地位。现在各地检察院纷纷开始有所行动，许多检察院已经将原来的渎职侵权部门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我认为这就是个好的兆头。”

　　接下来，何家弘会重点加强渎职侵权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希望能为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专业化、规范化进程作点贡献。希望在省、市一级逐渐培养和形成一批专业的职务犯罪侦查队伍，比如在税收、房地产、矿难案件等各个方面都要有专家。

　　言论

　　挂职意义何在

　　正如赵旭东所说，检察院的这一举措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不仅仅在于几个法学家到最高检任职这件事本身，而更多的是这一举措折射出来的司法工作中的一种新的倾向和新的理念。请法学家挂职，是最高检深思熟虑之举，并非“拍脑门”的做法。最高检政治部干部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法学专家到基层检察院挂职已有12年历史了，也正是专家到基层检察院十多年的挂职实践，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让最高检下决心将挂职这一模式适用到最高司法机关，并在全国检察机关进行推广。

　　据《法制日报》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