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青报有两条新闻谈公众对新政策的反应。一条是70.5%的公众反对开征遗产税，另一条是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信心不足。
其实不仅对开征遗产税和反商业贿赂，公众近来在许多政策出台后都表现出一种“政策冷漠”，从房产新政到反腐新政，从收入分配调整到社会保障改革——面对这些有益公众的制度和政策，百姓或表现出信心不足，或根本提不起兴趣，或者直接带着逆反情绪质疑
。质疑常常集中在：政策能不能得到落实和执行，权力操纵会不会使政策走向反面。
这种“政策冷漠”表明公众已经陷入对基础秩序的焦虑中。基础秩序是社会学者孙立平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旧体制正常运行时也是离不开信任结构的。除信任结构外，属于一个社会基础秩序的还有法治信仰、契约履行、信托责任、财产保护等等。
从中国现实看，问题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制度安排存在漏洞，而在于某种总体性基础秩序的失范。比如有人把国资流失比做冰棍融化，冰棍之所以融化不仅因为人的“吃”，更源于“大热天”——这种“大热天”就是基础秩序，“大热天”这个大环境使国资这根冰棍不被吃掉就会化掉。基础秩序的失范可谓无处不在：缺乏尊重法律的氛围，基本的信任资源被耗散，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公众监督乏力下许多制度根本得不到执行。
由于对基础秩序缺乏信心，公众根本不会相信单纯某一个具体的制度能独自成功。比如，当复旦大学尝试面试招生时，这本是好事情，可公众对录取腐败无处不在的“大环境”缺乏信心，自然很难相信复旦能脱离“腐败大环境”而独自公平。基础秩序上的焦虑使他们根本不敢对任何一个许下种种美丽承诺的新政策寄予希望，这种焦虑与冷漠使政策的执行更加陷入恶性循环：越焦虑越冷漠，越冷漠越得不到执行。
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只有从重建基础秩序上着手。有关部门别急于批发一个个得不到执行的政策，先在基础秩序上进行治理。(曹林 来源：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