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峰
曾几何时，一个令我们孩提年少时羞愧难当的问题，时至今日，回味在早已成熟的耳边，仍然能够激起一些心理上感情上的微澜——记得父母的生日吗？这个问题的提出继而普及中国大地，给一代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惭愧和对父辈恬淡的回望。而对这一问题的回顾和传承，也正体现了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当代背景下的人文关怀。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人伦道德是基础，百善孝当先，是中华儿女恪守的民族性格，因此，孝道自然是教育的第一课，也是终身要温习的必修课。这一点，想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不约而同。也
因此，在当代中国社会融入全球文化交流的宏观体系下，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在新一代的心里，就留下了令传统文明难以忍受的无奈和痛心疾首。呈现在媒体上大量展示的“八成孩子不知父母生日”等关键字样正是这种无奈和痛心疾首的含蓄体现，同样，也暗含了对这一问题的拯救。在此，笔者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及其孝道没有任何质疑，这倒不是因为笔者是能够熟练掌握父母生日的人。笔者只是要为这种话语权所要奉劝的对象“发乎情，止乎理”的辩护一番。
简单的说，笔者认为，孩子记不住父母生日，如果是一种令世人悲凉的事实，那么把责任全部归结为孩子的粗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穿透道德的浅层，冷静的分析，不难得到答案。孩子要如何得知父母的生日？很简单，只有父母的告知。如果没有，相信10岁以下的孩子是很难具备主动获取父母生日的能力的。单凭这一点，责任就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共享的，甚至，父母应该负更大的责任。父母是成年人，懂得是非，有启蒙教育的义务，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孩子，既是联络亲子感情的纽带，又可以开展朦胧的生命教育。“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问题的共同面对，会加深孩子对父母的敬爱，升华父母对孩子的期待。而且，生日这一话题，两代人应该严肃甚至神圣的对待，如果草草言之，孩子作为一个懵懂的思维主体，自然得不到较为深刻的理解，也就没有相对稳定的记忆。
深究一层。常言道，“儿的生日，娘的苦日”。生日是什么，是一个人脱离母体，成为一个自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但是，生日更是两个相爱并结合的人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的日子。从这一点上讲，一个人的生日，他的父母必然更加终身难忘。因为，新生儿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生命的延续，他的降生，是两个人牵动着至少10个月的期待获得的一份激动的喜悦。而作为孩子本身，他获得“生日”这一概念永远是与生俱来的间接经验。没有一个人能够记起自己出生的场景，而这一场景，他的父母基本上是刻骨铭心的。如果没有父母的告知，连自己的生日都是未知数，不记得父母的生日，难道还是孩子的失误吗？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大多数孩子记不住父母的生日，其本质就是一种趋向必然的现实，是人类对自己生命延续的重视和关爱，在孩子身上的体现。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早就提出：“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声明自己是“进化论”者的鲁迅先生一贯痛恨的就是向回看，一切都为了满足上代人的利益的封建礼教，而极力赞成一切为了孩子的进化论。虽然理论难免偏激，但是合理的成分还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一种必然规律，是人伦常态，那么对这一问就应该以客观冷静的认同为基本态度，以循循善诱的教育引导为协调手段。然而，我认为，社会舆论横眉怒对、群起而攻之的态度根本没有认清问题，更谈不上引导，相反，它给当代儿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使得他们稍加懂事就会在父母面前抬不起头，（被频繁问及这个问题的孩子们）自责和抵触情绪潜滋暗长，这样的孩子很难形成健康向上的性格，待成人转变身份后，面对自己的下一代，双重的伦理焦虑就会大大损伤其进取心和责任感。这些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这种看似伸张正义实则无理取闹的宣传。
当然，笔者不会忽略两个问题。其一，孩子不知父母生日情有可原，成人则难辞其咎。四川某高校问卷调查显示，九成大学生不知父母生日。大学生是有独立是非观、成熟人生观、价值取向的自然人，有完全行为能力，在这一问题上的空缺则完全体现了亲情的冷漠。笔者为孩子抱打不平，但是对成人，决不姑息迁就。他们才是舆论应该真正谴责的对象。其二，那些知道父母生日的孩子，值得嘉奖。孩子记不住父母生日固然不需要惩罚，但对那些细心体贴的孩子，就一定要嘉奖褒扬。这一类孩子体现了父母、社会和孩子三位一体下实现的教育成果，是父母的正确启蒙、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和孩子自身品行培养的有机结合。他们将是父母膝下真正的孝子贤女，子女眼中真正的严父慈母，社会未来的真正精英。
最后，笔者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谨记父母的生日，有越来越多的人鼓励那些尚未记住的孩子。套用“八荣八耻”的句式——“孩子要以记住父母生日为荣，成人要以忘记父母生日为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