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违规使用多少水泥一算便知　城管队长自创公式查违章

　　身边人感动事

　　【人物档案】

　　刘可文，1964年出生，广州增城人。1982年11月入伍，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转业到市城管直属三大队工作，现任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直属三大队三中队

　　晚上10时，记者在市城管支队直属三大队门口遇到了刚刚执法回来的刘可文。一米八左右的个头，身板仍像做军人时那样立得笔直，头发显得稀疏，或许因为最近常在烈日下工作，他眉头蹙着，眼睛眯着。

　　握手时，记者注意到了他的右手臂上深深的指甲抓痕。“没啥，刚刚去清查大排档，档主有些喝高了”，他淡淡地说。他的同事忙挤上前来打趣：“记者，你可要好好问问我们刘队长，为什么6年前那么帅一个小伙子，现在头发却这么少了？”

　　最开怀让违章者心服口服

　　2000年，从军18年的刘可文转业成为城管队员，高度的纪律性和执着感让他习惯冷静观察思考工作中的难题，“最窝火的是在查处建筑工地违章使用袋装水泥时(按规定，建筑工地应该使用散装水泥)，有些队员连施工图纸都看不太懂，而包工头总会虚报违章袋装水泥的用量，因为拿不出令人心服的证据，只能对方承认多少就罚多少。”

　　几次尴尬经历过后，刘可文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2002年，他当了中队长后，更是“疯狂”琢磨相关的建筑技术资料，哪怕只有几分钟的工作空隙，他也会扎在书堆里跟沙浆、水泥和墙体面积测算打交道，或者找几个富有经验的同事探讨查处过程中的疑难点。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会马上找建筑专家和散装水泥办公室的技术能手请教。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实践，刘可文终于总结出了一个简便实用的计算公式：根据施工进度和该工程设计的各种技术要求，从砌墙、抹灰、抹地、贴瓷砖等方面算出所用水泥的总量，找到工地散装水泥进货发票，再用这个铁板钉钉的总量数字减去工地所能提供的合法散装水泥使用量，结果当然就是袋装水泥量了。

　　“开张罚单并不难，难的是让违章者心服口服。”这是刘可文最常说的一句话。

　　据统计，2003年以来，刘可文带领的中队共查处各类违章案件3113宗，而且没有一个案子被投诉而需要行政复议。

　　最难受执法时被市民误会

　　刘可文说，自己不接两种电话：一是在现场发现违章行为正要立案调查时来电；二是不熟悉的电话号码来电。他解释说，第一种是防止有人说情，当场提出要“放水”；第二种是防止违章者搞不正当交易。

　　但在执法过程中总难免会遇到些与市民冲突的事。2004年12月，刘可文和其他队员在整治烧烤档，一个档主情绪激动，围观的群众也指责城管“欺人太甚”，甚至口吐脏话。忽然，有个档主将整盘火炭泼向刘可文，一个闪身不及，他衣服被多处烫焦。

　　刘可文没有还手，比队友还冷静，继续向违章者宣传有关法规和政策，并给围观群众讲解违章经营的祸害。经过近1个小时的说服与教育，群众竟开始帮执法队员劝说档主接受处理，最后烧烤档档主心服口服，反复向刘可文道歉，并自觉接受了处罚。

　　刘可文说，很多违法行为如乱摆卖、占道经营都是隐性违法，再加上“走鬼”生活也比较困难，因此老百姓对此往往持默许态度，遇到暴力抗法时，部分市民会站在“走鬼”那一方，甚至误认为城管收缴了摆卖的物品后会占为己有。

　　“每次听到部分市民说‘城管过年过节不用买水果’，我心里就特难受。”刘可文说。

　　最遗憾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因为工作，刘可文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那是2005年7月，刘可文母亲得了癌症，在增城住院，而当时中队正忙着工地普查，他也就把这事瞒着领导和同事，仍坚守岗位。眼看着母亲的病一天天严重，医院已连下三次病危通知书，刘可文却抽不出时间好好陪陪母亲，只能在深夜下班后赶到医院看望，第二天又早早赶去上班。有一天下午，他在检查工地时，接到哥哥的电话，电话中就那么一句：“妈可能不行了。”就这样，刘可文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这是他最遗憾的一件事。

　　而刘可文的妻子姚惠英接受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是：“好几次，14岁的儿子都抱怨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爸爸了。”

　　“刚开始，我一直以为他在骗我，在城管怎么可能比在部队还忙啊，为此还少不了跟他吵架。有时晚上他加完班回家，我想把汤热给他喝，可汤还没温，他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我总试着去兼顾家庭和工作，如果无法兼顾的话，我会以事业为重。”对于妻子的话，刘可文这样回答。

　　本报记者王小海实习生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