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甲骨文研究大家董作宾的儿子董敏、董兴说：我们的根在河南

　　本报讯殷墟申遗成功，安阳不会忘了那些曾经为殷墟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日前，记者在郑州见到了来安阳参加庆祝活动的董敏、董兴，他们的父亲是我国“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河南南阳人。他们为记者讲述了一些其父与甲骨文的故事。

　　游子第一次回故乡

　　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郭董罗王”，即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因为他们的名号中都有一个“堂”字，便有了“甲骨四堂”之说。他们四人在早期的甲骨学研究中各自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年70岁的董敏和69岁的董兴参加完安阳申遗成功庆祝活动后，决定回故里南阳看看。安阳是董作宾成名的地方，而南阳则是董作宾成长的地方。一下子接触到对父亲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两位董先生十分兴奋。

　　土坯墙、竹席顶棚、瓦脊房……这个董作宾先生曾经多次给孩子们讲述的老院子如今已经是南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了，门前也挂上了“董作宾故居”的牌子。

　　董敏告诉记者说：“我听父亲说过，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曾辍学当学徒，我这次回老家真是感受到了当时生活的艰辛。父亲后来能够出去求学，多亏了当时南阳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张中孚老先生的资助，是张老先生把父亲带到北京的。”

　　董作宾一生育有4个女儿6个儿子，10个孩子分散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美国等地，虽在各自领域取得建树，但都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董敏现居中国台湾，是一个摄影家。董兴家住美国，研究交通规划。董敏、董兴兄弟虽然籍贯为“河南南阳”，但此前从未回过南阳。董敏说：“能回老家来寻根，我们感到很高兴！”

　　这次回南阳，董敏、董兴拍了许多照片，说是要传给他们的兄弟姐妹看看。

　　殷墟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董作宾年轻的时候曾在北京大学讲义处抄写石印讲义底稿，为冯友兰、徐旭生、顾颉刚等所器重，特许他选课做旁听生。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讯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经过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董作宾回所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重视。随后，董作宾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

　　董敏告诉记者说：“当时殷墟盗掘情况很严重，还有没有甲骨谁也不敢肯定。我父亲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有发掘的余地。之所以派他来主持发掘，可能是因为他是河南人，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当时拨了500元经费，我父亲专门到上海买了测量、照相器材，就到安阳开始发掘了。”

　　安阳殷墟从1928年至1937年科学发掘了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这些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创立了甲骨断代学。傅斯年先生将董作宾与东汉张平子作比，称之为“南阳贤士”，说董作宾“能识仓颉之奇文，咏丘聚之玮书，发冢以求诗礼于孔丘之前，推步而证合朔于姬公之先”。郭沫若也认为“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

　　董敏说：“我采访过石璋如先生，还看过当时的工作日志。殷墟甲骨藏量最大的坑，编号为‘ＹＨ127坑’，可以说是工作人员收工时无意中踢出来的。这个坑藏17096片甲骨，占近百年来发现的15万片甲骨总量的十分之一。因为现场剥离太慢，决定整体搬迁。64个扛工抬了两天才抬到安阳火车站，运到南京，当时还拍了一段电影。我父亲和胡厚宣两位先生率技工进行了细心剥离、整理、著录。此次发现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整理的刻辞卜甲达300版。其中，有一块产自马来半岛的龟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块卜甲。当时还请人雕刻了一个甲骨保存状况的汉白玉模型，现在这个模型还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有一批人专造董作宾假字

　　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大家，同时也是甲骨文书法的一代宗师。

　　董敏说：“父亲非常重视对甲骨的描摹，用半透明的油纸自己描形成书法那是后来的事。当时他讲课，现场摹写的甲骨文，有人要，就送人了。到昆明以后才开始写甲骨文对联。他的甲骨文书法，落笔粗，状如蝌蚪，收笔细，追求刻写的味道。父亲写甲骨文书法，用心不在于钱，而在于让更多的人认识甲骨文，他的甲骨文对联、诗词都有释文。他的作品送朋友的很多，我们家里反而收藏很少，后来收集的一些都是他的老朋友送回来的。父亲1963年去世，他最后的作品是他中风前两天写的。”

　　董敏还介绍说，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现在市场价格也很贵。有一个台湾的画廊，开始时卖董作宾的小幅真迹，后来就假了。有一批人还专门做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假字。

　　台湾甲骨学后继乏人

　　在甲骨学成为显学在世界上很受重视的时候，台湾的甲骨文研究却不乐观。

　　晚年的董作宾对台湾的甲骨学发展趋势就十分悲观，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中说：“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董敏说：“现在台湾从事甲骨文工作的人员也就只是做些技术性的保护工作，研究者很少，这可能与因为没有新的资料有关吧。”

　　董作宾原名作仁，字彦堂，一字雁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生于1895年，1963年卒于台北。除了考古学外，董作宾对甲骨文研究有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