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求恩、大长今和医生红包

　　最近正在热播白求恩电视剧，他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位医生，因此他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他的人格伟大和高尚都与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相关联，因此，也体现了一名医生平凡地实践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职业道德的伟大性。由医生的天职联想到前段时间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她也是医生，成就她在宫廷中独特地位的是她多次到民间治病救人，通过亲口品尝腐烂蔬菜，她了解了所谓在民间流行的传染病实际上是食物中毒所致；通过和出水痘的孩子朝夕相处，观察和抚慰，她知道了水痘病

　　当然，他们都生活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虽然身怀绝技，无法象美国香港的医生实现金钱上的富裕，他们的价值当初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反观中国，医生的价值似乎也在向金钱标准看齐，但是，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医生隶属于医院，基本不可能体现个人高层次的追求价值。退而求其次、正当追求金钱形式衡量标准也做不到。因为，一方面，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公开补贴极其有限，而主要通过药品加价、医院免税等途径来补偿，财政补贴中没有补足医生的基本生存工资，在价格政策中又对医院中的医生劳务价格严加控制。许多国外医院的最大支出是人力资源，占到总支出的50%左右，而我国医院最大的支出却是所谓的“三片”：药片、铁片（设备）、瓦片（基建），人力资源所占比例不到20%，其中还包括很大部分的行政和后勤人员。

　　国家对医院的补贴直接驱动的是医院管理者的利益-扩大规模和病床，购买设备追求高新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更多的钱，通过硬件吸引更多的病人。因此，在整个制度设计中，医生是受忽视的因素，医生价值既受到国家政策的忽视，也无法在现有医院体制下得到全面的认可—医院并不怎么要求你医术高明，因为先进的设备和崭新的大楼就是医疗技术的名片；病人也无法知道你医德医风，因为，两者之间大多是短暂的关系，接触几分钟；同行也有自己的衡量标准，看谁更能从目前制度中追求到自身利益。这样大多数医生的“价值”似乎只有一条可行的扭曲途径来实现—看药品回扣和红包的多少。

　　药品回扣是现行药品加价政策下的畸形的附属物，去掉前者，后者一定程度上就自然削减。但是药品回扣所拉动的病人对药品的高消费已经造成了很大危害，抗生素的滥用和依赖和吊点滴的盛行就是明证，现在医生和医院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是病人要求这样做的”，但是没有当初的诱导，哪来如今变态的高需求？

　　至于红包现象，如果是病人对医生医术和劳动的肯定，则涉及到了礼物的习俗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依随历史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变换着其表现形式与现实的功能，这是无可非议的。而红包作为与医生的交换，则属于市场化的买卖与交易，这样就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一种是“医生价值补偿论”，医生自身的利益需求和价值难以在既有的组织制度和正式规章约束下得到实现时，医生就会认可并接受病人送的红包；另一种是“道德意识论”，认为医生收受红包则是违背职业操守和公共道德的渎职行为。人们基本能接受第一和第二种理由，但基于对医生职业道德要求考虑，则无法接受红包现象。那么如果所有的医生都是遵循所认可的职业道德的话，红包肯定不会象如今这样被热议。所以医务界流行的解释就是“逼良为娼”。

　　红包和回扣这双重的“外快”造成人们对医生群体看法的扭曲和不信任。人们自会认为，医生都是拿红包和回扣了，由此玷污了一些真正“品行端良”者；人们还认为医生是高收入者，很多人有房、有车，但是把正当工资作为唯一收入的医生实际上只能是中等收入者，其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在畸形的制度设计下，才会有医院和医生拿回扣、拿红包不烫手、不心虚，才会有医生不值得信任和病人指挥医生的局面，才会有“治病不救人，要人来治病”的局面，最后才会出现医院门庭若市、不断扩张的兴旺景象。什么时候制度设计能关注和承认医生的本身价值和追求，在医院的管理中“以人为本”，在医院的收入中更多地用于支付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在病人的心目中重新树立对医德和医术的信任，让医生重新找会做白求恩和大长今的希望、尊严和快乐，那么红包和回扣自会从人们的眼中消失。然而，以往的改革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不可能靠卫生系统本身来解决，更会由于触及利益和就医习惯而有难度，但是制度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已经很明显，只有改革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