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解散真相

　　一封由史沫特莱转交的特殊信件／鲁迅将信辗转交给周扬／萧三的意见实际上是王明强加的／“文委”扩大会议认为解散左联一定要取得鲁迅同意

　　史沫特莱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在上海是一个颇为活跃又有些神秘的人物。1935年11月，史沫特莱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它是由秘密交通员送到上海后转到她手中的。发信人是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而信是写给左联的。当然，

　　左联是在结束了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后，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瞿秋白、茅盾等都曾是其重要领导人。

　　为什么给左联的信却由史沫特莱转交呢？1935年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杜国庠等均遭逮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而他们此后又被迫分头隐蔽。至此，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此时左联党团书记为周扬。周扬隐蔽后，正常的组织渠道自然发生了障碍。

　　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较为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因为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位美国人，她在国统区上海的自由度也是一般国内文化人所不能比拟的。

　　史沫特莱收到萧三的信后，第一反应就是将它交给鲁迅。她知道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而她与左联其他一些领导人则没有什么接触。但她与鲁迅始终保持着联系。她是在内山书店将萧三的信交给鲁迅的。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故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是颇感痛心的，虽然鲁迅对左联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以致最终选择超然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下，鲁迅收到萧三给左联的信。萧三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整个左联运动史中的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这封信导致了左联的解散。当然，鲁迅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尚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萧三的信开门见山。他在总结左联五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

　　如此剖析后，萧三的语气更为加重：“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有感于此，萧三的结论为：“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性意见。虽然对萧三所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亦有同感，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主张，鲁迅并不苟同。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当时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萧三的信留存。

　　事实上，鲁迅已经很久没有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鲁迅在左联后期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以致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因为客观上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隐蔽起来了。因此缘故，转交信件的任务便落到胡风头上。

　　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了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由于胡风在左联的不正常遭遇，颇得鲁迅的理解和同情，加之胡风对鲁迅一直敬重有加而且始终追随其左右，因而胡风成为左联成员中鲁迅较为信任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鲁迅将萧三的来信交给胡风，让他设法转给周扬，其余并未多说什么。胡风联系到1934年下半年任左联组织部长、党团成员的王尧山，希望王尧山能够将信件直接交给周扬。这样，萧三给左联的信件经史沫特莱、鲁迅、胡风及王尧山，终于送达周扬。

　　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来信后均有一种感觉，即信中所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个人的意见。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感觉的那样，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故而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也就是11月初的一天，萧三与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未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道：“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赞成。”

　　“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左联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王明冷冷地说，“你不写，我找别人写。”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所含有“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对此很不满，但他以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不过“听到王明这个命令，我始终不愉快”。

　　此时萧三的心态非常矛盾，他一时拿不准主张，于是便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他听我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要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他和我作了长谈，历陈中国国内搞统一战线的成功。我退出后就写成了那封长信寄回上海。”从萧三的这段表述中不难看出，正是与康生的一番长谈，最终促使他写了这封解散左联的信。

　　（《党史博览》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