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爱之关怀”入选联合国“红丝带奖”前25名

　　托马斯本身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他创办了广州唯一一家艾滋病感染者组织，默默工作，迄今已3年。本报记者作为唯一一家被邀请参与颁奖大会的国内地方媒体代表，昨日对回到广州的托马斯进行了独家专访。

　　文/图 本报记者李颖、邱瑞贤

　　8月14日，刚刚入秋的多伦多十分凉爽，本报记者走访了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地球村展览区现场。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在这里设立了近1000个展台。各种文字的艾滋病防治宣传资料和别具匠心的红丝带饰品、手工制品挤满了各个展台。远处反对布什防治艾滋病政策的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才刚消失不久，馆内依旧人声鼎沸。

　　在一个小角落，摆着一张一米见方的小桌子，墙上贴着一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AIDS CARE CHINA。这是广州“爱之关怀”的展台。与周围其他喧闹的展台比起来，这里显得安静。正如“爱之关怀”负责人托马斯所说，和广东人做事的方式相同，他们行事一向低调。

　　8月16日晚，托马斯代表他创办的“爱之关怀”在第十六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领取了奖金。这个低调的艾滋病感染者组织在全球592个被提名的组织中入选了前25名，是此次大会上获得奖励的唯一的中国组织。

　　红丝带奖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社区奖项，由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国际艾滋病大会领导力与社区项目联合颁布，旨在奖励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中表现优秀的草根组织。

　　2004年，“爱之关怀”就获得了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皮奥特博士亲笔签名、亲自颁发的奖项。今年，托马斯和他的“爱之关怀”入选“红丝带奖”前25名，再次获得国际组织的肯定。

　　“托马斯？我当然记得。”在多伦多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皮奥特博士清楚地记得这个中国广州的获奖者，“在艾滋病问题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有的省做得很好。”

　　记者探营

　　繁琐的工作：送老火汤叮嘱按时服药

　　作为广州唯一一家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爱之关怀”每天的工作很实在，也很琐碎。他们在广州的工作地点有三个，一个是天河的办公室，一房一厅不足50平方米；一个是设在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部的“红丝带之家”，两名工作人员直面感染者；还有一个是不能公开地点的接待站，为各地来广州取药复诊的感染者免费提供食宿。

　　“红丝带之家”是“爱之关怀”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在第八人民医院接待感染者，是与感染者全面接触的直接渠道。记者看到，它其实是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旁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房间，几乎每一个来看病的感染者，都会通过医生介绍转到这个“家”来。房间靠墙的柜子上摆放着“爱之关怀”定期出版的读物和手册。

　　工作人员阿兰每天就在这里上班。她在这里工作仅4个月。“爱之关怀”在广州的工作人员一共6个，其中非感染者有3个，全部都是女孩，阿兰就是其中的一个。记者去时，刚参与这份工作几个月的阿兰正在耐心说服一位病人按时吃药。

　　为了让病人能够按时服药，她们每天都要重复叮嘱病人和家属。每到该开药的时候，她们还会提前一两天打电话提醒。来开药的病人如果没有地方吃住，就把他带到接待站去免费吃住。每周一、三、五，她们还会给住院的病人送去老火汤。

　　她们还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通道——协调一些琐碎问题。为了让大家放松心情，她们组织活动，让大家互相交流。“不过拒绝了病人开设麻将桌的请求。”

　　来这个“家”的感染者，广州每个月有600多人次左右，阿兰和她的同事每个月都要为30多人寄出药品。她们的工作，如托马斯说的“细致”、繁多，却有效。

　　无意的歧视：装消毒灯会令病人恐惧

　　“面对他们时，我们的心情要永远是‘晴天’。”阿兰每天要面对许多感染者，要面对许多发生在感染者身上的悲剧。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倾听感染者们的心声。在现实生活中，这里是艾滋病感染者唯一可以倾诉的渠道。

　　有一次，一个女孩子来到这里，刚坐下就哭了。两个人聊了很久。后来，女孩问阿兰：“看到我从不开心到开心，你是不是很开心？”阿兰笑了，说：“是的。”

　　作为组织内第一个有医护工作背景的员工，阿兰更偏向于从科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并曾与托马斯争执不下。“她光是这样思考是不够的。”托马斯说。

　　有一次，阿兰提出要在“红丝带之家”装紫外线灯，定期消毒。但是自身也是感染者的托马斯知道，装了这个灯，无形中会加重病人和家属的恐惧心理。“艾滋病在各种传染病里是传播能力比较弱的病。肺结核那么容易传染，只要保持空气流通就行了，有必要为防艾滋病装紫外线灯吗？”

　　托马斯想起，一家日本医院到广州考察时，我们的医院说有两台特别先进的机器，一台给普通病人用，另一台给艾滋病感染者用。人家日本医院回答说，我们只有一台，大家用的是一样的。托马斯知道，那种隐藏的歧视，是感染者最大的心病。

　　看到的悲剧：“经常是家破人亡的”

　　除了在“红丝带之家”值班，阿兰还要经常给接待站送汤去。那里收留所有外地来广州看病取药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食宿。托马斯说，这花不了多少钱，他们精打细算，每个人每天只要6元的伙食，可以吃得很好。

　　接待站里让人揪心的是一个弃儿小宝。这也是一个感染者，他今年才1岁多。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他发育得慢多了，现在还不会走路。去年，小宝的妈妈已经因为艾滋病去世了，爸爸则把他丢在了第八人民医院，从此消失不见。

　　阿兰说起这个故事，好几次说不下去，她只是说：“人性真是太复杂了。有的事情说不清楚。”从那以后，小宝就被“爱之关怀”悄悄接了过来收养。

　　阿兰也说，工作几个月以来觉得自己看到的悲剧太多，“经常是家破人亡的”，她的心理也会很“灰色”，但是要消化这些“灰色”的情绪，因为“面对他们时，我们的心情要是‘晴天’的”。

　　“获奖的那天，托马斯发了短信给我们。”阿兰笑着说，“我给他回了一条说：我们要再接再厉。”

　　对话托马斯

　　第一代员工已经开始出现职业疲劳

　　对于广州人来说，托马斯也许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前几年媒体的追访和各方的追截，一度让他的“爱之家”无处安身，几乎流产。从此，托马斯“躲”了起来，像捍卫保护色那样捍卫他在媒体面前的低调。

　　昨日，托马斯领奖后回到了广州，在他天河区那个只有一房一厅的小办公室里，他直面记者，敞开心扉。托马斯的声音带点嘶哑，他说这是感染发病的后遗症。

　　记：“可以录音吗？”

　　托：可以，但不能拍照。如果照片发出去，那我们还怎么在广州住？说不定连保安都不让我进门。

　　记：首先祝贺你的获奖，我们上午去实地看了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员工很不容易。

　　托：我们已经做了3年，看到的都是人间悲剧。老员工当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有3年，现在休假。阴暗面的情绪累积，很容易产生职业疲劳，最后会感到整个人的精力都耗竭了。这让我感到有点担忧。

　　我常说，如果哪个人做这件事情时很开心，那他一定没有好好做。因为只要投入感情，不可能不被触动。

　　“爱之关怀”的员工有三代，现在共有32名员工。第一代有四五个，从2003年开始做。三代员工中，老员工“志愿”的成分多，后面的更像打工。他们的工作量很大，在广州的6个员工要随时保持与全省300多个感染者的联系。

　　记：你本人呢，怎么消除这种疲劳？

　　托：我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当我心情很差的时候，我会找朋友发一大堆牢骚，也写过满篇都是骂人的邮件。

　　和10多个吸毒感染者生活一年多

　　2003年是托马斯的一个大转折。这一年，他办了一年多、专门无偿收留吸毒感染者的“爱之家”在被媒体曝光地址后，受到附近居民的围追堵截，3个月内被赶了3次，根本无法安身，有一次是被当地的居民包围，断水断电。

　　这一年，让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和工作都走到了最灰暗的谷底。从此之后，托马斯开始长时间躲避媒体。

　　记：你第一次被人们认识，是创办“爱之家”的时候。但那是很沮丧的回忆，后悔吗？

　　托：我办“爱之家”时，只有我和我老婆两个人。那时有些吸毒的感染者没有钱，就硬留在医院不肯走。我想帮帮他们，就决定找一个地方，大家住在一起。我们两夫妇免费提供吃住，和十几个有吸毒背景的感染者一起生活了一年多。

　　他们没有钱，每天都想弄钱，我问过其中一个人，他说他过去每天至少犯一宗案。其他十几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每天早上一睁眼，便要想怎么弄到毒资。

　　那时，我对他们的唯一的要求是不能带毒品回“爱之家”来，不要复吸，不能没有经过批准就离开家，否则就永远都不要回来。后来，也有几个人走了。有的是实在受不了毒瘾发作。十几个人最后有9个人戒了毒。他们的家人最后把他们接回了家——从完全不接受到把他们接回家，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经过几次被迫搬家后，我的心终于淡了，2003年8月“爱之家”正式解散。但是直到现在我都坚持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减少对社会的危害，可以称之为“软戒毒”。

　　感染者“在广州还是感觉比较幸福”

　　“爱之家”被迫解散了，但2003年，托马斯开始正式建立了“爱之关怀”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爱之关怀”先后在广州、襄樊、南宁和昆明都建立了接待站和红丝带之家，帮助了近2000名感染者。“爱之关怀”现有全职工作人员32人，90%是感染者。不论人员配置还是资金支持，“爱之关怀”都是全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组织。

　　记：解散了“爱之家”，为什么又建立“爱之关怀”？

　　托：“爱之关怀”的真正起点，就是“爱之家”。当时，我的试验没被接受，我便思考建立一种让感染者互助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并不是他们倾诉的唯一渠道，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让感染者之间能交流，这样他们不会感到那么孤独。

　　记：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你现在的运转资金是足够还是捉襟见肘？

　　托：你看，我正在写一个向国外基金会的项目申请呢，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2年前我已经向他们申请过一次了，10万美元用了2年，现在又要硬着头皮再申请。

　　在广东的国际商会每年都会给一些钱资助我们，但是当地的企业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国内企业的资助，我想是因为我们没有注册。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要注册，就需要挂靠在某个政府部门下面。我们很难找到愿意为我们作担保的机构。我们希望得到合法的身份。

　　广东省疾控中心2004年给的一笔钱，是我们目前接到的唯一一笔来自国内政府的资助。对于这笔钱，我们分外珍惜，3万元一直都不舍得用，到了现在还有7000多元，我看重的是这笔钱的意义。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比广州市政府做得更好。在市第八人民医院，只要病人需要，就给他们用最好的药，费用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来负担。广州的病人在经济困难时，政府会有相应的补贴给他们。感染者每个月也有600元的医疗补贴，验血、开一些基本的药物，都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名感染者，在广州还是感觉比较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