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解散真相(2)

　　事实上，关于这封信，萧三后来也很后悔。

　　周扬收到萧三的信后，在一次文委会议上将其公开。文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

　　当时上海文委已与中央失去联系达9个月之久，故而，一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即“毫不迟疑地决定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周扬与夏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这主要基于他们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迷信以及希冀由此铺平建立更广泛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道路。他们随即开始了工作。

　　自然，解散左联首先要征求各联盟的意见。“我们把萧三的信给各联盟的党团成员看了，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解散原有的左翼组织，另行组织各自的广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的团体。”夏衍回忆说。

　　继之，则是征求党外文化人士的意见。当时，萧三在信中曾专门提到郑振铎、陈望道、巴金、叶圣陶等知名文化人，应成为新的文化组织所吸收的对象。

　　夏衍代表文委先与陈望道、郑振铎进行了接触。夏衍告知他们萧三来信的内容后，详细谈了拟解散左联以及组织更广泛的文艺团体的思路。陈、郑二人对此均无异议。当时陈望道还提了一个建议，希望新成立的组织能将戏剧、美术、音乐、电影等方面的人都包含在内，并称新的组织可以叫文艺家协会。

　　事实上，夏衍认为党外文化界人士并不成为问题，“只要鲁迅、茅盾同意，那么通过茅盾向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征求意见，他们是一定会赞成的”。

　　而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是征求鲁迅的意见。虽然萧三的信是通过鲁迅转交的，但他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这颇有点令周扬、夏衍纳闷，他们急于想知道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鲁迅究竟是如何考虑的。

　　12月中旬的一天，周扬出面召集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出席者除文委成员外，还有沙汀、周立波等。会上就解散文委所属各联达成共识，决定“剧联、美联解散后，盟员可以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不再组织新的专业协会”。而社联则因为其原所属外围团体已经组成了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等，所以认为社联解散后，只要成立一个新的党团来领导就可以了。

　　会议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即中国文艺家协会应该争取哪些人参加。关于这个问题，夏衍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新团体的范围在萧三来信中已经有了一个原则，就是除了郑振铎、王统照、夏丏尊、巴金、曹禺、谢冰心等一定要争取以外，凡是主张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者都可以参加。”

　　第二个问题即明确“解散左联，一定要取得鲁迅和茅盾的同意，以及由谁去和鲁迅联系”。关于这一点，最初的意见是由周扬、夏衍一起拜访茅盾，经他同意后，三人再一起前往征求鲁迅的意见。后来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一道去见鲁迅。

　　关于如何见鲁迅，周扬、夏衍颇费心思。其中缘由，夏衍是如此道白的：

　　“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之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19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上海的反共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于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19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郑振铎和我谈过，连夏丏尊也对我说，鲁迅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的确，对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的事，通过什么方法去征求鲁迅意见，我们也考虑了许久。”

　　夏衍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已经失去了较为融洽的谈话氛围。虽然同在左联，但心殊隔膜。而其时能够联系他们之间的唯一合适人选即茅盾。于是茅盾便负起了新的使命。夏衍与茅盾在郑振铎家会晤／鲁迅强调左联是一面旗帜／茅盾声明只做“传话人”／解散左联的事被暂时搁置

　　1936年初的一天，郑振铎叩开了茅盾家的大门。

　　郑振铎向茅盾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夏衍有重要事情约他一谈，希望他定个时间。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因为有很长时间茅盾没有同夏衍、周扬等人联系了，故而对夏衍的约见感到有些突然。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的回答既具体又抽象。

　　提到左联的事，茅盾心中已有几成数。因为此前他曾在鲁迅家中看到过萧三来信，虽然当时并未与鲁迅详谈，但他已预感到这封信将对左联的去向产生极大影响。于是他便约定第二天上午即与夏衍见面，见面地点则择定在郑振铎家。“因为在郑家见面不会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当时这种谨慎并不是多余的。

　　次日，夏衍与茅盾如约在郑振铎家会晤，当时郑振铎亦在场。夏衍对茅盾说：“自从上海党组织遭破坏后，左联的工作陷于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活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了，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

　　夏衍并且告诉茅盾，他们已经与多方面联系过了，其中包括原来“礼拜六派”的人物，当然这件事要征求鲁迅的意见。

　　文化界既已组织起来，那么文艺界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新组织也就势在必行了。于是夏衍又对茅盾说：“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

　　在茅盾听来，夏衍对这事的考虑已经非常成熟了。他还未来得及发表意见，夏衍又说道：“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但这件事一定要征得鲁迅同意。而鲁迅目前又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雁冰兄前往向先生通报，并听取他的意见。”

　　茅盾终于清楚夏衍与他一番谈话的最终用意。他也完全理解夏衍这一迫不得已的选择。他知道这一角色并不好当，但考虑到事关左联前途，于是便答应了夏衍。

　　茅盾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

　　之后，夏衍又同茅盾谈了其他一些事，比如已经联络过哪些人等。最后，夏衍特别强调希望鲁迅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

　　夏衍约好再过3天与茅盾见面后，便匆匆告辞。

　　夏衍走后，茅盾便问一直在旁沉默不语的郑振铎：“他们找过你没有？”茅盾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

　　“和我谈过，而且还要我出面活动。因为以我这个身份活动比较方便，政治色彩淡些。”

　　郑振铎向茅盾表示了将“礼拜六派”旧文人吸收到新组织中来的忧虑。他担心这样一来，随便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进来，从而影响到新组织的声誉。对此茅盾亦有同感。

　　与夏衍、郑振铎会谈后的第二天，茅盾即去看望鲁迅，当然主要还是转达夏衍的谈话。

　　鲁迅的回答亦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但因此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鲁迅的口气显得很坚决，以致茅盾一下子不便再说什么。

　　继之，鲁迅又进一步作了解释：“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的这番话既深刻也透彻。正如左联成立时鲁迅在其报告中所说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虽语出惊人，但确有警示作用。经过多年的实践，鲁迅忧虑新的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核心“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不是没有道理的。茅盾闻之，亦深以为然。

　　最后，鲁迅特别强调：“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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