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解散真相(3)

　　几天后，茅盾在郑振铎家再次与夏衍见面，并转告了鲁迅的意见。

　　夏衍没料到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并且顾虑解散了左联我们在新的组织里就没有核心。于是，他便对茅盾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茅盾预料到在解散左联问题上一时恐难协调，便不想多参与意见。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对夏衍说：“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鲁迅，但我只做个传话人。”

　　此时，鲁迅的身体并不好，茅盾本不想过多地打搅他，但实在是受人之托，难以推辞。于是，他再次前往鲁迅寓所。

　　当鲁迅听到夏衍所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的话时，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非常清楚鲁迅此话的意思和分量，即“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我见鲁迅这样说，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且弄不好我还会被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而类似的教训我是有过的。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这是茅盾当时的心态。于是，茅盾便托郑振铎将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他自己没有再直接与夏衍见面。

　　一个组织的解散，本应由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一起讨论、商定，而作为左联负责人的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却没能形成这样一种氛围，以致有若干重大的意见都不好当面直说。这实在是极不正常的。据此亦可看出，左联后期内部矛盾之深。茅盾曾说过，“在我与鲁迅的接触中，经常听他讲起对周扬他们不满的事”，其中特别提到了《文学生活》对他“保密”的事。

　　《文学生活》为左联内部刊物，创刊于1934年初，1935年上海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后便停刊了。开始，《文学生活》每期都寄给鲁迅，但1934年底的一期却未寄。为此鲁迅托人借来这期看。方知这期为总结1934年的左联工作。而这样一件事关左联全局的大事，鲁迅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就难怪鲁迅心存不快。茅盾也认为此做法非常不妥，他说：“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

　　也许《文学生活》的事只是一个误会，但茅盾称“这件事只是一个爆发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左联的许多工作既不向鲁迅请示，也不向鲁迅报告了。在1933年冯雪峰去江西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冯，而且配合得很紧密。1934年上半年胡风担任左联秘书长时，也能经常向鲁迅请示报告。可是1934年下半年胡风被撤了秘书长职务之后，就没有人接替胡风与鲁迅建立亲密的关系。渐渐地，鲁迅这个左联执委会常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一块招牌，用得着这块招牌时就来招呼一下，用不着了就晾在一边。这种情形鲁迅和我都深有感觉。”

　　由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解散左联的事只好被暂时搁置起来。

　　事已至此，似乎已成僵局。然而一个人的介入，却使解散左联的事出现了转机，也给了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以极大希望。这个人就是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青年杂文作家徐懋庸。

　　情急之中，周扬想到了徐懋庸／胡乔木代表“文总”发表倾向性意见／徐懋庸四见鲁迅，终于如释重负／鲁迅在失望中认为左联不是解散，而是溃散。

　　徐懋庸踏进上海文坛是1933年的事。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势头正酣，在左联的旗帜下，汇聚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字作投枪匕首，抨击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

　　1934年初，在时任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的介绍下，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当时鲁迅对崭露头角的青年杂文作家徐懋庸颇多注意和关心。在徐懋庸接办左联刊物《新语林》前后，鲁迅多次给予他指点，并寄稿件给他。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作序，这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中能有如此荣幸者似不多见。

　　1934年底，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常委，并接替任白戈担任宣传部长。1935年，由左联宣传部长改任行政书记的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随后便接任左联行政书记。

　　作为一个一年前才在上海文艺界露面而又是左联新盟员的他，为什么会受到左联如此重用呢？徐懋庸曾有过如下分析：“首先，左联在前几年已遭受过国民党的几次破坏，因此一些作家消沉了，虽然还挂着‘左翼作家’的牌子，但不愿干组织工作，而我却有一股勇于任事的锐气，也可以说是呆气……其次，当时许多老‘左翼作家’作品很少，在社会上名声不大。我则因为译书、写杂文，当时显得‘异军突起’，而且与生活书店关系较好。第三，也是主要的一点，当时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常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而我，特别经过《新语林》的一段工作，在他们看来，鲁迅同我的关系很好。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由此可知，保持左联同鲁迅的联系，是徐懋庸成为左联领导成员的重要原因。

　　此后，徐懋庸同鲁迅的接触日趋频繁。而鲁迅当时之所以较为器重徐懋庸，是因为徐懋庸的勤奋。徐当时除了兼顾左联行政工作外，还常有杂文和译作发表。鲁迅曾经批评过有些“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笔耕不辍的徐懋庸则颇多勉励和赞许。

　　正是由于徐懋庸与鲁迅关系上的这种特殊性，故当茅盾未能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在周扬眼里，徐懋庸则成为能前往说服鲁迅的唯一合适人选。

　　为此，周扬专门约见了徐懋庸，给他看了萧三的来信，并详细向他介绍了萧三来信的经过。当徐懋庸详细看了萧三来信以及终于弄清最终要解散左联的意图后，不免感到意外。

　　周扬除了表明同意解散左联的态度后，还对他分析了萧三来信的背景，并肯定了他是在传达共产国际的声音，而左联的党团组织就此已统一了认识。周扬终于使徐懋庸相信，解散左联，重新成立新的文艺组织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见徐懋庸一副顿悟的神态，周扬说：“找你来，一是向你通报这一情况，听听你的意见。另外更重要的是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周扬并未说起茅盾去征求鲁迅意见的经过，而是告诉他鲁迅转交这封信时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希望徐懋庸能够找鲁迅谈一谈，听听他的想法。

　　徐懋庸这才意识到周扬找他谈话的真正意图。当然，他还是欣然接受了。

　　徐懋庸向鲁迅介绍了周扬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以及他对萧三来信的看法。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

　　待徐懋庸讲完后，鲁迅平静地对徐说：“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接着，鲁迅有些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鲁迅的这番话与对茅盾谈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核心是左联不能解散。

　　徐懋庸为鲁迅的一番话所说服。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当时是同意这意见的，但并没有领会其深刻的意义。”

　　徐懋庸告别鲁迅后，左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听取徐懋庸汇报。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左联现有的几名常委外，还有代表“文总”出席指导的胡乔木。

　　胡乔木是不久前从浙江大学退学后来到上海的。在陈延庆的介绍下，胡乔木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任常委。由于工作关系，胡乔木很快便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和工作能力。在原“文总”书记陈运泰被捕后，很快便任命其为新的“文总”书记。

　　作为“文总”新书记，胡乔木其时与周扬接触较多，自然对周扬拟解散左联，成立新文艺组织的想法有所了解，而且也是赞成的。

　　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详细介绍了前去征求鲁迅意见的经过以及鲁迅的基本态度，尤其是“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的观点。徐懋庸同时还表明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

　　由于鲁迅在对待解散左联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加之左联不解散直接制约着成立新组织工作的开展，因此周扬不免感到焦急和棘手。

　　这时候，胡乔木代表“文总”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文总”支持解散左联的态度，其基本理由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胡乔木的一番话在徐懋庸听来颇有新鲜感，特别是“第二党”之说，他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虽然他并不认为左联与宗派主义有必然的联系，但如果确实形成“第二党”，容易成为宗派主义的土壤和温室。

　　这次左联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最终一致同意解散左联。

　　会后，徐懋庸离开时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他也同意解散左联，但鲁迅的一番话依然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以为亦有其道理所在。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他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胡乔木觉察出徐懋庸的这种内心世界，随即找徐懋庸进行了一番长谈，不仅打通了徐懋庸的思想，而且还要求徐懋庸向鲁迅通报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并继续做鲁迅的工作。

　　随后，就左联解散问题，徐懋庸第二次衔命与鲁迅见面。

　　鲁迅知道“文总”和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后，沉思了半晌，最后对徐懋庸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

　　鲁迅说这句话时的神色比较严峻。徐懋庸深知鲁迅此刻的心境是极不平静的，甚至是痛苦的。由此他亦非常敬佩鲁迅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

　　经过一阵沉默后，鲁迅又突然补充道：“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由此可见，鲁迅将发表一个宣言看得很重。否则，左联解散的性质就有可能被误解。

　　徐懋庸终于如释重负。毕竟鲁迅已经同意解散左联了。徐懋庸随后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复命，在转告鲁迅意见时，特别强调了要发表一个宣言。周扬闻知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非常高兴，认为鲁迅的意见很好，并答复等“文总”讨论后再说。

　　就在鲁迅以及徐懋庸等期待着左联发表解散宣言的数日后，周扬约见徐懋庸，告知“文总”已讨论过了，因“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徐懋庸为此三见鲁迅。这次得到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又过几天后，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主要考虑正在筹组文化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解散宣言，新成立的救国会将会被国民党视作“文总”替身，于救国会不利。1936年2月28日，徐懋庸无奈四见鲁迅，说明情况。此次之行，徐懋庸心存忐忑，他认为周扬等人的言而无信必然会引起鲁迅的不满。

　　果然，鲁迅闻此变化后，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实在是无话可说。他原本就对周扬等不满，现又见他们在这样重大的事情面前，如此草率地变化无常，不免心冷。可怜徐懋庸夹杂其间，窘迫异常。这次鲁迅的冷面，不仅是对周扬等人的，而且也包括为其充当说客的徐懋庸。徐懋庸唯有知趣地告退。

　　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了。相对于它创建时的影响以及蓬勃生机来说，这样的结果鲁迅从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一些与鲁迅接触较多的左联盟员亦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左联还是解散了，这是不争的事实。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在上海采访鲁迅，当问及左联情况时，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这次采访内容随后在《改造》期刊公开发表。徐懋庸读到后，觉得鲁迅此话不是事实。年轻气盛的他随即给鲁迅写信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徐懋庸作为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他以为有责任将左联解散的事情说清楚。

　　鲁迅未料到徐懋庸会有如此来信，他立即复信道：“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鲁迅对解散左联的不满溢于言表，而且使用了“溃散”这样的词。

　　左联解散，原来是为了方便成立新的更具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组织，左联内部在此问题上意见也渐趋统一，但遗憾的是结果却不尽人意，而且因为左联解散前后的变化，导致鲁迅对周扬等人产生了更深的误会与成见，而这种误会与成见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左翼文化运动在新形势下向更广阔层面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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