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舒芜的质疑看思想方法(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问我是否看到过《文汇报》上发表的舒芜的《“国学”质疑》。我没订《文汇报》，但好在如今到网上一搜就能看到了。搜索结果，此文还是一个热点呢。不仅《中华读书报》已经有《质疑〈“国学”质疑〉》的文章出来，而且网上的争论也很热闹。但读后感觉，争论还是集中在舒芜先生提出的观点上，而我更感兴趣的是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思想方法。因为我觉得，观点可以争论，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对某些观点的热闹争论，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无较大裨益，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观点的争论吵吵嚷嚷一阵以

　　以下言归正传。

　　舒芜先生反对“国学”的第一个论据，就是外国没有“国学”。“我从来没有听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等这些国家，自称过他们的‘国学'啊。”且不说连舒芜先生这样博闻强识的人都不知道，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真的没有其他国家有国学了；即便舒芜先生说的是事实，那么，为什么外国没有国学，中国就不能有呢？凭什么说，在创立学科、学问方面，中国只能跟在外国后面亦步亦趋呢？在中国创建一门外国没有的学问，为什么就是“荒谬”、“莫名其妙”、“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呢？舒芜先生还说：“我听说人民大学甚至还要设什么‘国学院'，这个风气确实令人担忧，搞得就像封建社会一样了。”如果按通常的划分，把中国战国以降、清朝之前的社会定为封建社会，那么，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国学”更也没有“国学院”的，怎么说人民大学设国学院倒“像封建社会一样”呢？这不是有点莫须有吗？但我更关心的是提出这样的观点背后的思想方法问题，从学术研究上来说，就是学理问题。舒芜先生说，若认为国学只有中国有，别国没有，就是“沙文主义”，而且是“那么沙文主义”；那么，认为外国没有的学问，中国若有了就不合理合法，这算什么主义？以外国有没有作为中国能不能有这门学问、中国的大学能不能设立这门学科的标准，这又是什么主义？从学理上说，任何学问、学科的创立，是不可能以别国有没有为前提条件的。当然不可能前无古人、毫无借鉴、横空出世，但即使是从外国引进的学问、学科，也要中国化，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践加以改造、改善。然而，向外国学习、引进，从来不是剥夺中国原创权的理由。任何剥夺中国原创权的意识、话语，不仅对发展中华文明是有害的，对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取其所长也是有害的。没有原创意识的人是不可能学到外国的好东西的。我凭读过不多的翻译著作，可以断言，像舒芜先生这样的质疑思路，在他很推崇的德意志学界，是会被嗤之以鼻的，因为它提出的方式完全不合理性，而德意志学人是很讲究理性的。但舒芜先生的论说方式，在中国却还有不少拥趸，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舒芜先生第二个论据，“这个‘国学'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货色，有哲学吗？有史学吗？有文学吗？有自然科学吗？等等，不能说没有吧？如果有，为什么不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呢？非得要说‘国学'不可呢？”这个观点明显意识落后、逻辑混乱，要驳倒比较容易。据个例子，文化人类学，里面有人类学吗？有文化学吗？有社会学吗？有史学吗？有文学吗？有考古学吗？有自然科学吗？如果有，为什么不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呢？非得要说“文化人类学”不可呢？按舒芜先生的观点，不仅十九、二十世纪人文科学方面的许多新兴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不能成立，就是像哲学、史学、文学这样古老的学科概念，也是可以质疑的。譬如哲学，里面的哲学史部分，不可以归到史学里去吗？研究自然规律的部分不可以归到自然科学里去吗？研究认识论的部分，不可以归到包括认识系统在内的心理学里去吗？为什么非要说“哲学”呢？而科学研究，从开始机械的分门别类的划分，到出现综合性、边缘性的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可能“主流意识”认为是大势所趋，而“国学”概念的提出，也许是一不小心在这方面领了潮。舒芜先生竟以“国学”的综合性来否定“国学”存在的合理性，我不能不说他“意识落后”，而要把落后的观念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强辞夺理、逻辑混乱就在所难免了。前面已经举例分析过了，不再赘述。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舒芜先生提出这一段补充论证的动机。他好像是感到以外国没有国学来证明中国就不能有国学不那么站得住脚，所以转而从学科的内容（实）上找原因，这思路应该是对头的。如果他没有先入之见，不是为了寻找证明去思考，以他的学问，我上面指出的“意识”和“逻辑”问题，他是可以察觉的。是什么造成了“一叶障目”？我认为是先入为主的思想方法。从哲学上说，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的先验论。这种思想方法，在下面还可以看到。

　　舒芜先生似乎觉得从“国学”的内容上找否定“国学”的理由说服力还不够，他又转而从“名”上找证据。他不厌其烦地陈述他“对‘国学'这种说法比较反感”的“道理”，证明“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回事，“国学”和“国粹”、“国故”不是一个概念，当初提出“国学”是“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而“国粹”是对付满清的，而“整理国故的真正价值，就是要把它整理得没有多少价值”。即便他说的完全合理，都是事实，但从学理上说，都不能成其为反对在当今中国提倡国学的理由。因为，从学理上说，从思想方法上说，从“科学”与“民主”的治学精神上说，研究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舒芜先生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不会不知道，但他在反复申述时，偏偏就在抽象的概念上兜圈子，而回避了实质问题。他质疑“国学”，到底是质疑这门学问的存在理由呢，还是质疑这门学问的取名是否恰当呢？如果是要质疑“国学”的存在理由，那么，用“国学”的“历史问题”来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就是诡辩论的伎俩。这等于指控一个人偷窃，而以他有前科甚至他的父亲当过窃贼为证据。这种诡辩，凡经历过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都应该有寒天喝冷水的感受，何况舒芜先生曾是老运动员。所以我不能不对此表示加倍的遗憾。舒芜先生质疑了半天，就是没有举证，今天有人倡导的“国学”，就是当年为了“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炮制出来的“国学”，就是只有儒学，而不包括诸子学、史学、中国古代哲学等学科的“国学”，就是“四书五经”、“尊孔读经”。先把这些帽子往今天的“国学”头上一扣，然后口诛笔伐，这种“大批判”的思想作风简直可怕。可怕在于曾深受其害的人自觉的或无意识的将这种方法施加到别人头上。

　　这样看下来，舒芜先生以批判“所谓的‘国学大师'”来完成他的对“国学”的质疑，虽然使人心惊，却是不奇怪的了。但恕我直言，以上所说的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认识问题，这里显露的就不止于此，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品质问题了。本来“所谓的‘国学大师'”再不济，与“国学”无关，构不成对“国学”的质疑；共产党员里出了腐败分子、阴谋份子，与共产党无关，更构不成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质疑；反过来，倒说明更有提倡“国学”的必要，因为李逵到场，李鬼就不得不销声匿迹了。从治学原则上来说，不能因言废人、因人废言，现在得到了学界的公认，而这是几代人用沉痛的教训换来的，舒芜先生应该对此有非同寻常的体会。但奇怪的是（我已经说过不奇怪，然而这里我还是不能不说奇怪），不是有人以舒芜先生的不光彩的经历要废他的言，而是他要通过对“所谓的‘国学大师'”的“模模糊糊的摇头”从而对“国学”“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什么心理、什么行为？但这也使我想到，也许国学与西学真是很不同的学问，中国真的有大力提倡国学的必要。因为国学，哪怕就是儒学，也是知行合一的学问，而且是“行”高于“知”，不是单纯的知识、逻辑体系，治学首先是做人，大儒不是全知全能的人，而是人格高尚、道德完美的人。而在西方，支持纳粹理论的海德格尔，被希特勒看好的尼采，不影响他们被学界公认为大哲学家。孰是孰非，不在这里讨论，以我的水平，也难以对此发表中肯的意见，但用来说明中国需要国学，我认为是一个明显的理由。但舒芜先生是不是也因为国学有这个“知行合一”的传统，所以按捺不住出来质疑“国学”呢？多闻阙疑，超出了思想方法的范围，因此也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那些在我看来思想方法上的低级错误、容易引起对论者的人格怀疑的诡辩等不良手段，在今后严肃的学术讨论中如何减少出现，或者一出现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