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恶搞”时代

　　直言

　　马丽

　　日前，长沙一家饭店竟然把恶搞的主意打到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上。蓝天广阔，红旗飘扬，神采奕奕的毛泽东主席似乎正在向前来就餐的人们宣布“同志们，大饭锅成立

　　恶搞几近于革命圣物的《开国大典》，自然会招来强烈非议。回望年初以来的新闻事件，恶搞变得越来越流行，领域也越来越扩大。先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吹响了恶搞的号角，继之各种恶搞短片一哄而上，随后恶搞冲出娱乐新闻的边界，将红色经典人物雷锋、黄继光等列为调侃对象，并把“中央一套”、“中央台”等权威意味极浓的词汇抢注为避孕套商标，一个恶搞的时代高潮似乎降临了。

　　如果将恶搞视为非主流话语对主流权威话语的反叛、调侃与解构，它至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早已有之。在王朔的“痞子小说”中，打麻将被戏称为“过组织生活”不正是恶搞的典型么？如此，以历史理性的眼光视之，恶搞可说反映了思想的代际断裂与冲突。然而以现实的眼光视之，恐怕也与公民的言论表达途径缺乏直接相关。譬如说，某些大制作电影被“恶搞”，查之行业潜规则，其根源恐怕与电影公司的媒体公关压制了独立的电影批评不无关系。另外，某些恶搞，如本文所指的饭店恶搞《开国大典》则属于明显的商业恶炒。

　　恶搞者与被恶搞者自有其快与不快。对于习惯了早餐牛奶加面包，深爱周星驰之无厘头的“新人类”来说，恶搞自然别有一番洞天；而对于习惯了早餐豆浆油条的“现任”主流话语者来说，某些恶搞，尤其是恶搞红色经典，几乎无异于往厕所里面砸石头，激起公愤(粪)。力挺恶搞者认为，恶搞反映了民间智慧的增长，有助于民间心智的自然发育、自由成长；而贬之者则以为其中有些部分有违国法与历史情感。是否违法，自有专业人士来解读和认定。在此，笔者只是想提醒，如果恶搞试图颠覆一切，凡事都往“歪”里想，恐怕不利于民间心智的健康成长。

　　昔日，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柏克曾经指出，真正的自由是与对传统的尊重、继承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高兴地以死去的亲人命名自己的宠物，但在咱们这里人们就不能容忍这种“亵渎”行为。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不同，咱们有咱们的传统与现实。假如可能的话，不妨来一场“持久战”，让时间的流逝、代际的轮替来判断这种观念的孰是孰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