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微微
8月21日《中国青年报》消息：在普通人眼中，科技工作者是让人羡慕的——国家重视、社会地位高。“但实际上，科学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
不知道这算不算新版天方夜谭——“老板，转包一份科研多少钱？”当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不甘为导师做廉价劳动力、集体炒掉该博导时、当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一研
究生不满为导师“打小工”退学回老家时……这些个案式不和谐音符并没有影响科研老板们的发财之路。有人说，对于当下的中国科研事业而言，缺的怕不仅仅是金钱，更缺“科学合理的科研资源分配政策”这一筋骨。当科研项目弄得跟“包工头”般层级寻租，我们能指望这样的“科研老板”给我们的“科技创新”带来怎样的新气象呢？“一批科研老板”背后必然有“一群制度的沦陷”。
一是“提成式”科研资金分配制度的妖艳蛊惑。一讨伐“科研提成”，就总有人拿科研人员的物质窘境说事儿，但问题是：造成眼下“科研经费不科研”之怪状的，恰恰是“提成式”分配的混乱。当某些教授连牙膏肥皂都纳入“提成”范畴、成了“提成富翁”的时候，“提成”到底是养人还是害民的呢？历史上看，百废待兴年代，“提成”有合理性，但时到今日，科研人员早不是农民工，不需要打一天工过一天日子，放弃建立健全合理的薪资激励机制、而死守计划行政色彩浓厚的“提成”似乎匪夷所思。
二是科研管理“泛行政化”的无度裁量——即政府配置科研资源的权利太集中太大、而分蛋糕的技术又太次，给了“老板”去“集中批发”的真实幻觉。我们的科研经费和科技项目支持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科技部门及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而科研经费的申报与拨付又被嵌入封闭的信息管道中，于是科研资源配置在信息不对等下出现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淘汰——越有信息优势越脸皮厚的越得到项目、政策和资金，越没有“路径”越内敛的基层科研工作者难解“温饱”，科研走向“垄断集团化”、“研究单维化”；甚至某些专家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科研资金就在行政裁量中成了圈子里的金钱游戏。
中国社科院金周英教授慨叹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弹一星’上天才花了多少钱？”再观照一下此间白纸黑字的学术垃圾，如同快餐店里的汉堡——蒸得快，吃得爽——这就是我们连自然科学的研究都能屡屡获“实质性进展”、让世界持续吃惊之搞笑现状。“一批科研老板”必然有“一群制度的沦陷”，当科研资源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过分集中、偏偏监管又暧昧失声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呼吁将科研立项和经费投入纳入公共监督，弱化政府主管部门及其相关人员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公开透明审批程序，让老百姓有渠道了解科研经费的使用及收益，真正赋予纳税人对科研经费流向监管的能力和质疑的权力；此外，凡是各级财政支出的科研经费，应纳入财政监管体系，引入第三方独立会计事务所，对科研机构实行规范的会计审计管理，承担财务审计和监督……不能再任由科技资源垄断下的“科研老板”这一只只“金丝雀”，继续带来科研领域暗潮汹涌的“禽流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