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何孙家正不觉得文化部长难当?

　　不久前我曾撰写过一篇题为《为何中国文化部长最难当？》的拙文，这是因前任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的难当感觉而发的一点点感想而已。没想到在8月21日的《文汇报》上我又看到了该报记者江胜信采访现任文化部孙家正的文章：《孙家正：不竭的文化思考者》这又引起了我极大兴趣，于是，我仔细拜读之后，还特意作了一点比较，发觉挺有意思的。

　　现在不仿整理出来，让大家从中也可以明白，原来文化部长对某些人来说是挺难的，而对孙家正来说，已当了整整八年，却仍然还当得有滋有味，根本没有什么难当的感觉。

　　难道他有什么秘诀吗？

　　首先，前后两位部长的文化专业不一样，前部长是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专业，现部长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学工一个学文，决定了他们的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思维是非常严密的，容不了事物的一丁点儿“脱轨”发生。在建筑上因数据的差错将酿成建筑物倒塌，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而后者常是从情感出发去思考问题，但又不失理智，在八年改革中“将文化体制、文化外交、文化保护等工作开展得渐入佳境。”

　　那么他的为人、为官之“道”是什么呢？请听他的自白：

　　“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当然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这决不意味着人云亦云，照搬照套。情况千变万化，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保持独立的思考。”

　　由此可以作一些大胆想象，一个善于习惯套数学公式的文化部领导，难免在文化领域里去套千变万化的思想公式，那肯定是要力不从心的，所以感到难也是理所当然的。

　　前后两位文化部长的出身背景也不一样。刘部长出生在东北，父輩1945年参加革命，他受父辈的影响很大，于1948年参軍，和他同时穿上军装奔赴战场的小伙子都牺牲了，最后就剩他一人回来，这种战争残酷所带给他的痛苦，是他永远也无法忘掉的。为此，他写了他第一部歌剧《悲怆的黎明》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刘忠德。而孙部长出生在南方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袓父、父亲一边教书，一边行医，一边种田。父亲仅26岁就为国捐躯，母亲含辛菇苦将他抚养成人。特殊的经历让他骨子里对亲情有种强烈的依恋。他所写的一首诗《背后，那深情注视的目光》就是献给他80岁的老母的。这样很不相同的苦难艰辛的历程，决定了他们的革命理想是一致的，但处事的行为方式却不尽相同。

　　刘部长说，人生不是要坚强，而是必须坚强。这是有过战争经历的军人肺腑之言，所以他一个军人的恣态去管理一个大国的文化，他不得不帶着问题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通过学习，来回答现实的问题。所以他刚上任时一般一个艺术门类要用一个星期去研究。因而他感到文化圈很难对付，有人说宁帶千军万马，不帶八百杂耍。别说搞文化的倚老卖老，以专家自居，就是司局长们，你要让人家服气，也只有学习。

　　由此可想，一个边学边领导的文化部长如果不感到难当那才怪呢！但更怪的是怪在当时，为什么非要将他送到这高位上去考验他的军人的意志和精神呢？中国非他莫属吗？尽管他说，他最讨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那么对一个文化部长来说，不懂再去学懂，未免让国人都感到累，而当事人则感到确实是难了。

　　如果说孙部长在这高位上游刃有余了八年是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他把江苏金坛县的思想家洪应明的两句话当作他的座右铭，一是“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二是交友须帶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也就是他说的，工作之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

　　我想，在中国如果用普通人的心态去当文化部长，应当是不会难当的。孙部长就是最好的榜样。（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