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近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说：“我有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说实话，张全景描
绘的这个“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的场景是有所保留的。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实境中，诸如一所普通几千名学生的大学，地厅级院长、书记20人（不含退休，以下同），处级和科级400人；就是笔者曾经供职过的一个副科级单位，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地配备了一正五副，外加20个股级中层，而机关总人数不过40人。
在我看来，不管是今年刚从北京大木仓胡同37号搬走办公桌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捅破的那一张“助学贷款之疲”的窗户纸，还是今天张全景道出的这句实话，均凸现中国官场亟待解决的沉疴———那就是在位时不说，退位前后真情萌动。何以至此？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源于干部用人上的“超稳定乌纱疲态”所致。尽管在近日中央下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之前，我国早有不少干部管理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却常常被束之高阁，变成一纸垢尘蒙面的空文。由此，让“照顾官”、庸官、问题官等一样吃着“皇粮”，他们头上的乌纱似乎只有系得更紧而没有松掉的迹象。再者，机会主义和明哲保身的社会心态是构成“在位时不说”的又一成因。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包括大小官员在内的中国公民，似乎突然间感到了一种意识迷惘。在这种窘局下，人们自动或被动地变成机会主义者。他们时刻都在寻找着自救或他救的路径，攥紧着各种机会。在这种执着的机会寻找中，处于信息和权力有利地位的人，自然便有比他人捷足先登的机会存在。源于此，便派生出各种将市委大院变成“乌纱帽批发中心”的官场怪况。而在职时，纵然看清了这种陋习，或许还抵御过歪风的侵袭，但最终他还是无法站出来向“潜规则”呐喊；即便他不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不敢打破这种既定形态。因为，这种平衡的打破，最终完全可能让他成为牺牲品。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出现了张保庆和张全景这样的敢说高官，即便他们说的机会不是最佳。如果这种敢说真话，敢挑破一层纸的批判精神能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常态，那么，中国官场沉疴是完全可能被铲除的。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