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官多为患”何时休？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你瞧，原中组部部长——中国最大的管官人张全景先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炮轰中国目前的政治弊病——官多为患。张全景说，目前“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

　　的确，“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历来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张全景在中组部任职的时候不痛陈顽疾，而等到退休之后方才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无非是说明了一点：中国的官已经多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遥想去年3月份两会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中国现在的官民比已达到26：1，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后来，人事部的一些官员、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出来辟谣：26：1的官民比严重不实，中国的官民比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现在，对党政人事最具发言权的原中组部部长站出来说“官多为患”，到底是印证了任玉岭委员的数据还是人事部和某些学者的“高见”？是个明眼人都会知道是前者。就像有人说的好，中国官多，谁不知道？因此，任何掩盖事实的举动和做法，都是婊子立牌坊，令人啼笑皆非。

　　官为什么如此之多？一方面，通常的政治理论认为，权力自身具有膨胀的特性，如果权力本身得不到有效制约的话，这种膨胀就会愈加严重。在中国，权力不仅缺少内部的宪政约束，也缺少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去从外部去牵制，权力本身可以为所欲为，扩张到极致。在这种权力体制中，主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添置官位，从而使机构改革陷入“越精越臃肿，越简越多”的怪圈。

　　另一方面，官多现象也跟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设计有关。在“官本位”文化浸透至深的国度，由于官员的级别大小跟他享受的特权以及社会声望密切相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去争着充任“肉食者”，而所有的小吏则竭力去捞更大的“乌纱帽”，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当官至上”的风气。在某种程度上，近些年来的“考公务员热”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从具体制度设计来看，我们为了平衡下级的权力，发明了用副职管副职的办法，尽管这种做法本身不符合效率原则；另外我们还会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不断增设新的副职，如：

　　为了强调政治协商意义，政府必须配一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任副职；

　　出于提高妇女地位的考虑，党政班子必须配一名女性干部；

　　为了更好地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市县便配一名科技副职；

　　为了推进工业化，便有了工业副县（市、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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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不难出现张全景所说的党政机关“有八九个副职”，“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官多现象正是我们这个文化与体制的衍生物。

　　官多为患，众多周知。如何从根本上加以杜绝，则是我们需要加以思考的。中央最近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根绝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寄希望于官员选拔机制的根本变革还是现行制度的局部改善？我想，任何关心中国前途的有识之士都会寻求从中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的。(作者：十五画生)（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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