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94%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普遍；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这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日前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8月21日《中国青年报》消息）
当“德普”、“朗讯”、“立邦漆”等个案群体性暴露出商业贿赂对中国经济肌体的濡染时，我们忽然才发现那些司空见惯的“佣金”、那些天经地义的“回扣”已经成了商
业领域“无贿赂不成活”的恶性肿瘤。从中央政府发出的一系列反商业贿赂的信号看，这场风暴的宏大语境是扎实而深刻的，毕竟，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5年来查处各类商业贿赂案件的案值达52.8亿元”等数据的触目惊心里，那些庞大数字所折射的“冰山一角”足以让人坐立不安。但，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在政府坚毅的决心前竟然有六成的信心“弃明投暗”？
调查中，“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官员在发放许可证、资格认证、监督检查和其他市场管理环节中的受贿现象很普遍或比较普遍。”换句话说，打击商业贿赂在老百姓看来，不单单是逻辑意义上商业领域的清白自救、而是牵扯到权利行政的厘清与澄明——再推一层说，某些政府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已然成了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助推器”。事实上，最艰巨的“商业贿赂”倒未必在纯粹商业领域，而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政府的市场准入和执法监管领域，公权力流经商业化渠道而“变色”，自然会形成市场交易主体对政府权力的“俘获”，这种“寻租”、“涉租”的行为，是最可怕的“无成本无效益商业贿赂”；其次是在行政垄断的支撑下，寡头垄断企业在市场关系把持强大的话语地位，垄断市场份额，而一般市场主体要挤进这个寡头控制的市场，其交易费用难免被动“不透明化”，最终还是消费者埋单，转嫁为群众性贿赂成本。
“反商业贿赂”政策发布后，法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建议立法先行，但遗憾的是：一面是对商业贿赂的全面宣战，一面是敌人的摸样还不甚清楚。职能部门则希望通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实践，探明商业贿赂的灰色地带，为这一名词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内涵外延和边界划分——也就是说，譬如什么是商业贿赂、什么是正常回扣，这些问题的边界在我们“反对”之前尚未明了；加上商业贿赂犯罪隐蔽性强，多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局外人很难知悉内情，其取证之难可以想见。因此是“发现商业贿赂行为后严打容易，而拥有发现商业贿赂的火眼金睛太难”。当工商行政部门都头疼在打击商业贿赂的可操作性边缘时，你又如何能要求老百姓信心百倍呢？
从国际惯例看，韩国设立了“社会净化委员会”，制订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去年3月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又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美国则是反垄断机制、公平竞争机制、舆论监督机制、法律机制“四合一”式治理商业贿赂……要重拾六成民众对反商业贿赂的坚定信心，当下尤为重要的怕是要借鉴它国有益做法：一是为“政府仍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当演员”的角色错位纠偏，二是尽快界定司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边界和案例判决，三是出台可操作性的协同机制，建立举报人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等，让“商业贿赂”真正成为过街的老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