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最近的两则相关新闻，令人一忧一喜。忧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撰文说，近些年来，我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见8月23日《报刊文摘》)。喜的
是，部分省市9月1日起再次调升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最低月工资调至750元，目前为全国最高。9月1日起，广东省也将执行企业最低工资新标准，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较上年平均涨幅达17.8%，为历年来涨幅最大的一次(见8月22日《人民日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但职工工资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长。以广东为例，1995年到2005年，广东GDP增长265.77%，而职工最低工资平均才增长89.2%，相当于GDP增长幅度的1/3。造成两者不同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些模糊、错误的认识和思路，颇有市场并影响着实践，值得警惕，需要破除。
一是，认为低工资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吸引投资。以人为压低工资为代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并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但大量的研究调查和发展实践表明，低工资成本并不是吸引资本的中心问题，当前资本追求的是有利于创新劳动的规范的市场环境，以低工资为核心的竞争力注定不会持久。与之相反，随经济增长提高工资标准，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促使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转变粗放式、低效率的增长模式，进而提升竞争力。此外，提高职工收入，也有利于增加消费，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
二是，对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重视不够。对于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有一种思路把消弭的希望过多寄托于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确实需要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并辅之于社会的慈善捐献。但是，现阶段的收入不公，更多更大体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初次分配的公平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础，二、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不能对其期望过高。因此，要高度重视和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手段，使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既符合社会生产目的，也体现社会公平和进步。
还有就是，忽视普通劳动的价值。当前，普通劳动相对于资本、知识等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太低。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普通劳动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因而可以制定低工资标准，这是错误和有害的。因为，所有物质产品的生产，最终都离不开普通劳动者。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提高，普通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素质，一般劳动也必然要增加复杂劳动的因素，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成本，自然也在相应增加。同时，轻视普通劳动的作用，其结果只会加剧“技工荒”，最终资本、知识也会无用武之地。这些都要求适当提高普通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作者：
李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