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新书再忆“第一家庭” 毛泽东也曾脱口说英语

　　外孙女心中的伟人绝非影视作品中的样板形象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没有“金枝玉叶”的娇骄之气；正在北京大学攻读传媒学博士学位的她，见到新闻人就自称“小学生”；名片上“菊香书屋”四个风格彰著的“毛体字”，以及右下颌上一颗

　　为了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以及为自己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签售，她昨日莅临广州，并欣然连夜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母亲告诫：忘记“我是谁”

　　孔东梅写书，这不是第一次，《翻开我家的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都曾是大热的畅销作品。但除了出书，她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只是默默地专注着自己的事业，采访就从孔东梅有些刻意低调的生活谈起。

　　“这和我们的家庭教育有关，甚至有点‘夹着尾巴做人’的意思！”孔东梅淡淡地一笑，“从小母亲就常告诫我，不要老记住自己是谁的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因为当年外婆也是这么教育妈妈的，以致在苏联长大的妈妈李敏到了12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但再低调也是伟人之后，孔东梅的名字就是毛泽东起的。当时，看了李敏带来的照片后，毛泽东就给外孙女起名“东梅”，包含了他自己的名字“东”，又有他一生都喜欢的“梅”。从小孔东梅就觉得生活总有无形的压力，“每到一处人们很快就认出你是谁，也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被小朋友疏远的经历。”为此，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除了向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报告，她刻意向身边人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就连要好的同学、朋友也不清楚。说起这些往事，孔东梅嘴边漾起有些顽皮的笑。

　　自己写书：推行“新红色”

　　孔东梅的另一重身份，是一家文化公司———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东梅、润芝两个名字中任取一字，再加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地点共同为公司命名，透露了这位毛家后人传承文化血脉的一番深意。

　　孔东梅坦陈自己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也就是对文化特别感兴趣。上大学的时候，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读着海明威、喝杯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学成归国后，她选择了写作、开办文化公司、推行“新红色文化”。何谓“新红色文化”？孔东梅认为，这是有别于过去二三十年间兴起的“红色文化热”，要用现代人的角度、观点去诠释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新红色’应该是时尚中的时尚！比如西方很多pop艺术家，包括中国很多现代艺术家，作品中都有毛泽东文化的影子！这样一个人物，在几代人思想中留下烙印。政治家、历史学家用他们的角度讲，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文化方面来剖析呢？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一代了解红色历史。”

　　但是写作于她又不仅仅是卖书，更是一种心路历程，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在我们家族第三代人心目中，特别在我心中，从小就有很多解不开的谜，比如外婆想见外公一面竟那么难！这样一个井冈山上资格最老的女红军，居然在外公去世三年以后才第一次到北京……一直到成年以后，这些也都困扰着我。写书对我来说如同解谜”。

　　回忆外公：感情“特丰富”

　　撰写这本《改变世界的日子》，孔东梅说动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新中国唯一的一位女性副外长、首席礼宾官王海容口述历史。在中美建交前后，从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展开“乒乓外交”，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毛泽东“大外交”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有王海容参与其中。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不撰写回忆录的她，被孔东梅的热忱所感动，为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和丰富的细节。

　　例如，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如何与中方产生了分歧，接待遭遇“降温”，原定让外宾带回国的5公斤糖果差点“缩水”成2.5公斤；又如，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期间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含笑而视，这张合影作为中美会谈的一只“试探气球”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再比方说，毛泽东在与斯诺、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话时，“anti－Mao”（反毛）、“philosopher”（哲学博士）这样的英文词经常是脱口而出，说明老人家并非像人们想象那样排斥西方文明……

　　还有一段引人瞩目的“题外话”：王海容向孔东梅披露了一段毛泽东早年青梅竹马的恋情。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向王海容及其他王家亲戚询问过一个人———王十姑，他的姨表妹。因为八字不合，这对青梅竹马的表兄妹失之交臂。当多年后得知王十姑出嫁后不久即去世时，毛泽东长叹一声：“哦……因为心情不好。”

　　一直以来，外公在孔东梅心中的形象是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感觉，听说过这个故事以后，她觉得更深入老人家的内心深处了。想象外公决不是后来的影视作品中叉着腰、点根烟的形象，当年的他还留着发辫、心目中有爱慕的女孩子，这样就更感觉他真是感情特别丰富的人。“伟人也是人，但他有更为丰富的感情。联想到妈妈告诉过我，几次外公听到外婆又病发了，都非常担心，甚至流下了眼泪，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图：优雅时尚与书香气息，在孔东梅身上集于一体。

　　“第一家庭”：迟到的幸福

　　沉吟了片刻，孔东梅才谈起自己的外婆和妈妈，因为不忍去触动太多的伤疤。

　　“在外婆在和外公的10年婚姻里，一共生育了6个儿女，最后只有妈妈一个孩子活下来。1937年，贺子珍身负11块弹片离开延安；她当时去苏联，还是怀着梦想，怀着孩子去的，一心想治病，学习文化，带好孩子；可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直到1959年才在庐山见到外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人们总说贺子珍是铁骨铮铮的女战士、女英雄，可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在各个角色中遭遇的不幸，实在太让人同情！”

　　“我看过外婆写给外公的信，她说，在苏联的日子过得比长征时候还要苦。在苏联，外婆和母亲住的屋里，茶杯都结冰。外婆还要照顾岸英、岸青舅舅，虽然不是她亲生的，可是把两个孩子当作一家人。她白天洗衣服，晚上要织毛袜子织一夜来维持生计。为了养活几个孩子，甚至还做过伐木的工作！”

　　“我的妈妈4岁时在前苏联患了脑膜炎，马上就要被送进太平间，是外婆拼了性命把女儿抢回来，变卖掉自己所有值钱的物品换来牛奶和白糖，用调羹把儿一口一口地喂进女儿的嘴里，救回妈妈幼小的生命。可是由于语言不通等问题，护犊心切的外婆竟被当局当作精神病人强行送往疯人院”，“妈妈吓得从窗户里跳出去，在外躲了一天。后来三年，她一直在保育院里生活。”

　　所幸一切的不幸已成为过去。天伦之乐却比任何时候都眷顾如今的毛家。“今年是毛岸英舅舅去世56周年。5月份，我们毛家大小40多人一起去了朝鲜，大家集体去给舅舅扫墓，这真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家庭聚会！”孔东梅告诉记者。

　　青睐晚报：老百姓最爱

　　孔东梅出版第一本书《翻开我家的老影集》时，选择了由《北京晚报》首先进行连载；到出《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又选择了《新民晚报》首载。这第三本新著出版，她又主动选定了《羊城晚报》作为首载的媒体。

　　“晚报这种形式特别适合我写这些书的内涵。那么多的中国老百姓关心毛家、关心毛家人的成长，我就选择他们爱看的报纸来呈现给他们，所以越是老百姓的报纸我们越看重！”

　　从昨天起，本报开始在《花地》副刊连载孔东梅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孔东梅还特别告诉本报的读者们，书中的照片起码有一半以上都是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关心中美建交史实的读者将可一饱眼福。

　　孔东梅将于明天下午2时30分在广州购书中心为读者签名售书。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