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富人超生罪有违法制精神

　　东北新闻网特约评论员 欧木华

　　广东人口亮起了红灯，自然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量已接近极限！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对这类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超生罪，更没有富人超生罪，希望针对富人专门设置一个富人超生罪，是违背法制精神的。我国新刑法有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假定超生上刑法，那么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穷人和富人超生都应该受到刑法的处罚，岂有只针对富人设立刑法的道理？这种想法实在是拿刑法当儿戏，也是违反人性的。超生违法，违反的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岂能把违法上升到犯罪的高度？不论如何，繁殖后代是够不上坐牢的处罚的。

　　用刑罚来遏制人口的增长，这样的举措也是违背科学精神的，1798年马尔萨的《人口原理》一书出版，这是人口学上的开山之作，书中谈到了限制人口的因素包括两种，一种是预防性限制，比如晚婚晚育、不结婚不生育，另一种是主动限制，比如战争、饥饿、疾病等，这些限制被称为罪恶的限制，马尔萨指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口限制将以预防性限制为主，战争、饥饿等罪恶限制或痛苦限制最终将向道德限制过渡。18世纪的专家尚且知道罪恶的限制是不科学的，我们21世纪的专家却大肆宣扬这种痛苦的限制，并要把这种限制罪刑化，这两者科学精神上的反差，实在让人沮丧。

　　实际上，我们对富人超生并非毫无办法。富人超生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富人有钱缴纳处罚费。2002年开始实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引入了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在广州，超生一个要缴纳上十万的社会抚养费，去年，广东增城市成功地对一名超生者征收了36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但这样的费用对富人阶层来说可能是“毛毛雨”，因此，我们要改进的是对社会抚养费的处罚额度，比如按富人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处罚，富人资产500万，假定比例是50%，那么富人超生一个就要缴纳250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生育，这是符合诺奖得主美国人贝克尔的理论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的处罚措施是否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执行？这里面有没有人情代替处罚，或私下交易的行为？

　　把超生问题刑法化，折射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效果，而忽略了人性化，忽略了科学，忽略了管理上的艺术。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核心理念——尊重人权——是相违背的，如果单纯按效果来说，富人超生就枪毙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可这显然是不可行的。2004年，我国出资2.1亿奖励计生家庭，这种新形式的计划生育尝试举动得到了百姓和专家的好评，计划生育工作告别了以往那种粗暴的形式，凸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有惩罚，也有奖励，有威严，也体现科学性人性化，这样的举措从效果从社会意义上说，不都强于那种坐牢至上的懒汉思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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